1934年5月28日清晨，江西瑞金叶坪，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26岁的顾作霖停止了呼吸。几天前，他还躺在广昌前线附近的担架上，从枪炮声中被送回瑞金。此时，中央苏区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危急关头，一个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青年，就这样倒在了红土地上。
顾作霖的名字，后来不如许多领导人响亮，却曾站在中央苏区政治、军事和青年工作的交汇处。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26岁的年龄，承担这样的职责，在当时极为少见。
他的革命道路，起点并不在战场。
1908年，顾作霖出生于江苏嘉定。1925年，他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表现活跃，之后被派往江苏、山东从事共青团工作。
这名青年干部有一个鲜明特点：善于做组织工作，也愿意沉到基层。1928年，他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又参与长江局工作。那时的顾作霖只有22岁，却已经在青年运动中显露出较强的协调和执行能力。
1931年4月，顾作霖与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抵达宁都青塘后，他没有急着发号施令，而是先找项英了解情况。
“苏区的共青团，眼下最缺什么？”
项英的回答很直接：“机关不健全，地方联系少，许多工作顾不上。”
顾作霖很快摸清了症结。他把分散在各处的工作人员调回，补充机关力量，恢复文件传递和基层联系，还主持创办《青年实话》。这份刊物篇幅不长，内容却贴近青年，既讲革命道理，也谈工作方法和日常生活，发行量一度超过两万份。
纸张有限，油墨紧缺，刊物往往靠手工刻印。顾作霖亲自写稿、改稿，有时还参与刻印。它的价值不只在于传播消息，更在于让分散各地的青年组织有了共同的声音。
在他的推动下，江西、福建两省的共青团组织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中的青年工作也得到加强。1933年前后，中央苏区的团员数量接近十万人。后来组建的少共国际师，正是青年动员和军事训练结合的产物。
但顾作霖留下的另一段影响，和一场令人痛心的肃“AB团”风波有关。
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被列入审查名单。当时胡耀邦只有17岁，因一名老师被指认为“AB团”成员，他也受到牵连。冯文彬将胡耀邦等人带到瑞金后，没有把他们直接送往保卫机关，而是安排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接受审查。
顾作霖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仅凭牵连关系定罪。他把胡耀邦等人转交少先总队训练部，由张爱萍负责调查。张爱萍本人此前也曾遭到类似怀疑，对这种做法的危险十分清楚。
调查材料显示，胡耀邦在湘赣苏区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没有证据证明他属于所谓“AB团”。顾作霖随即同意解除隔离。这次处置，避免了一个青年干部被错误伤害，也成为胡耀邦多年后仍反复提及的一段往事。
1933年，顾作霖被调任闽赣省委书记，负责创建和巩固这一新设苏区。闽赣地区连接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地域广、情况复杂，既要建立党政机构，又要筹备地方武装，还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他在黎川等地推动省级机关建立，参与组建闽赣军区，并把共青团、少先队工作一并带到新区。工作强度很大，顾作霖原本患有肺结核，仍经常处理文件到深夜，甚至在办公时咯血。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顾作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由于王稼祥负伤，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战时政治动员等工作。
广昌战役打响后，他带病赶赴前线。1934年4月25日下午，顾作霖在红一军团阵地察看战况时突然大量咯血，昏倒在战壕旁。战士们将他送往后方，随后又用担架抬行数百里，经过几天跋涉，于4月29日抵达瑞金中央红色医院。
遗憾的是，病情拖延太久，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傅连暲虽亲自救治，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5月30日，瑞金沙洲坝举行追悼会，周恩来主持，博古代表中央作报告。5月31日，顾作霖被安葬在叶坪洋冈下附近。由于墓前没有留下姓名标记，后来墓址逐渐无从查考。
一个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一位在政治局任职的年轻领导人，就此隐入无名的山冈。名字可以被岁月遮住，顾作霖在中央苏区留下的工作痕迹，却曾经实实在在地连接过成千上万名青年，也改变过胡耀邦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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