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南投地方法院，一名穿着红色囚衣的女子隔着警戒线伸出双手，想拥抱面前的男孩。男孩只有7岁，是她的亲生儿子。可孩子没有靠近，反而转身躲开。母亲的手停在半空，庭内一片沉默。
这个场面之所以刺眼，不只是因为母子即将分离，更因为这名女子正是林于如。此前，她的丈夫、婆婆和生母先后死亡，三人身上都牵连着数额不小的保险金。案发后，警方又发现，林于如的投保安排并没有停在三位亲属身上。
事情要从南投埔里一家做臭豆腐的刘家说起。刘家经营这门生意多年，产品供应当地许多小吃店，靠着稳定品质积下数百万台币家产。刘宇航结婚前，家族生意虽谈不上豪门，却足以让一家人过上宽裕日子。
林于如嫁入刘家后，夫妻逐渐接手产业。问题也随之出现，供货品质下降，交货时间混乱，价格却不断上调。许多合作多年的店家被迫另找供应商，刘家的生意很快失去根基。
有意思的是，家族生意恶化之前，刘宇航的父母就曾反对这桩婚事。他们担心儿媳债务缠身，也担心儿子被拖入困局。可林于如怀孕后，刘家长辈不得不接受婚姻，原本想靠孙子维系家庭，结果却让财产和家人的处境更加被动。
2008年8月，埔里一间小吃店曾发生火灾。虽然当时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但店主与周边商户都怀疑，这场火与刘家夫妻关系恶化有关。合作破裂之后，刘家的收入持续减少，债务却不断增加。
真正让警方警觉的，是刘宇航的死亡。2009年7月，他住院仅仅数日便突然离世。此前，他曾在医院接受治疗，陪护期间，护士发现林于如对点滴袋和输液管有异常操作。护士制止后，刘宇航一度脱离危险。
医院方面还注意到，刘宇航曾使用过一袋颜色浑浊的点滴。护士将相关物品保留下来，后来检验发现，其中含有安眠药、抗抑郁药、甲醇及农药等成分，部分成分也在死者体内被检出。警方随即搜查林于如住处，发现了相关药物。
林于如曾试图把责任推给医院，称丈夫使用了变质药品。但这套说法无法解释药物来源，也无法解释她为何多次在病房内单独接触输液用品。更蹊跷的是，刘宇航去世后，她急于催促处理遗体，并频繁要求保险公司尽快理赔。
调查继续深入，警方发现刘宇航的母亲郑惠升也在此前突然死亡。她原本只是因肠胃不适住院，却在短时间内病逝。由于住院期间主要由林于如陪同，加上死亡时间与保险安排相互连接，案件不再只是一起单独的医疗意外。
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揭开了更冷酷的一层。林于如的生母侯月云，早在郑惠升之前便已死亡。她投保后不久离世，受益人正是林于如，保险金额超过五百万台币。
面对审讯，林于如承认曾与母亲发生争执。2008年11月10日，她回娘家要求母亲出面处理家庭债务纠纷，双方在楼梯附近发生冲突。侯月云被撞倒，头部受到重创，送医后不治。警方认为，这并非普通意外，而是林于如为取得保险金实施的暴力行为。
一旦第一次得手，亲情在她那里便被彻底标上了价格。丈夫、婆婆和母亲，先后变成保单上的被保人。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保险资料中还出现了刘宇航的妹妹，以及林于如年仅7岁的儿子。
案发后，刘家亲属曾痛斥：“连自己的母亲都能下手，还能相信谁？”这句话并不是情绪化夸张，而是案件留下的真实恐惧。若不是护士保存了异常点滴，若不是保险公司主动报案，刘家可能还会有人继续成为目标。
审理过程中，林于如多次改变说法，一度把丈夫描述成长期施暴者，又称母亲之死属于意外。辩护方还以她智力测试分数较低为由，争取减轻刑责。案件二审曾改判无期徒刑，随后因社会舆论和证据争议持续扩大，三审改判死刑。
判决材料显示，这起案件的核心并不只是三个亲属接连死亡，而是债务、保险和家庭控制交织在一起。刘家长辈早有担忧，刘宇航却没有及时切断风险；等到产业败落、债务压身，家人已经很难摆脱林于如的支配。
法院门口那次见面，男孩没有扑向母亲。相关人员只记录下一个细节：林于如伸手后，孩子迅速避开。那不是庭审辩词，也不是律师设计的说法，而是一个7岁孩子面对母亲时最直接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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