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江西广昌城外，红军阵地硝烟未散。中央苏区的重要将领对是否死守广昌意见不一，军事顾问李德却坚持认为，红军必须以阵地对阵地，不能轻易后退。这场持续18天的战斗，红军伤亡五千余人，广昌失守，也让第五次反“围剿”的危局迅速恶化。
广昌失利，并不是长征失败的唯一原因，却集中暴露了当时中央军事指挥中的严重问题：脱离实际，迷信教条，把本来擅长的运动战，硬生生变成了消耗战。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青年时期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前后，他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最初承担的是秘密联络和军事指导工作。
他并非毫无能力。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也有欧洲革命运动经历。问题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环境缺少深入了解，却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的倚重下，逐渐突破了“军事顾问”的身份。
当时的中央苏区，作战经验来自一次次反“围剿”，红军熟悉山地环境，也懂得依靠群众、诱敌深入。毛泽东等人形成的灵活战法，曾多次以弱胜强。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和博古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队硬拼。
有意思的是，李德的指挥方式常常带有明显的书斋色彩。他长期住在瑞金附近专门为其安排的住所里，依靠地图和电报部署作战，要求部队修筑工事、固守要点，实行所谓“堡垒对堡垒”。
彭德怀对此极为不满，曾当面斥责：“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句话很重，却反映出前线将领对错误指挥的真实感受。红军一旦失去机动性，就只能被敌军的碉堡、兵站和重武器牵着走。
毛泽东曾多次到李德住处分析战局，提出改变部署、保存有生力量的意见。但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李德获得了博古的充分信任，许多军事决策不再只是建议，而变成了实际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约8.6万人开始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促成了中央红军长征。把一切责任都归到李德一人身上并不准确，博古等人的领导责任、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军事形势变化，都不能被抹去。但李德的错误指挥，无疑加速了苏区困局。
长征途中，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党内才对军事领导和战略方针作出重要调整，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随之结束。李德后来随部队到达陕北，继续讲授军事知识，却已不再参与中央红军的核心指挥。
这位外国顾问在中国留下的另一段记忆，是他的婚姻。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组织曾为李德安排生活伴侣。肖月华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经过有关方面撮合，两人结为夫妻。李德性格急躁，双方又存在语言、习惯和感情基础方面的问题，婚姻并不和谐。
肖月华后来生下儿子。两人最终分开，孩子由她抚养。离婚后的肖月华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晚年享受副军级待遇，1983年在广州病逝。
李德在中国的第二段婚姻，发生在延安。
李丽莲原是上海知名演员和歌唱演员，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演剧活动，1937年底到达延安，并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学员。一次文艺活动中，她与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李德相识。李丽莲会英语，两人交流方便，也有共同的文艺兴趣，关系逐渐发展。
1938年，两人获准结婚。李丽莲后来回忆，这段婚姻与早年的结合不同，双方有感情，也能够真正交流。李德喜欢谈政治、电影和文学，李丽莲则继续从事演艺和宣传工作。
遗憾的是，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1939年8月28日，李德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前往机场，返回苏联述职。周恩来当时因伤准备赴苏联治疗，李德搭乘飞机离开。由于时间仓促，李丽莲未能办妥护照，夫妻二人只能在机场告别。
这一别，便再未相见。
李丽莲没有因此停止工作。她继续参加革命文艺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等方面的工作，并担任全国妇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年4月，她因病在北京去世。
李德回到苏联后，被调离共产国际，转入外文出版和翻译工作，后来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54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德国，继续从事翻译，主要翻译列宁著作。1974年，74岁的李德在德国去世。
他没有再回到中国，也没有重新掌握军队指挥权。留在历史档案中的，是一名军事顾问越权指挥所造成的教训，以及两段分别被战争和时代割裂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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