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春，青海郭隆寺外，清军统帅岳钟琪面对紧闭的寺门，处理的并不只是一次攻城战，而是一场牵动蒙古诸部、寺院势力与朝廷权威的西北危局。关于“斩杀六千喇嘛”的说法，后世流传很广，但具体人数在不同记载中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
事情的根子，要追溯到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康熙帝去世后，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认为朝廷政局初定，正是重新扩张势力的时机。他以恢复旧有部众地盘为号召，联络青海蒙古各部，又争取部分寺院参与，叛乱很快从局部冲突扩大开来。
当时的青海，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掌握土地、牧民和交通节点。一些大寺院拥有相当强的地方号召力，甚至能够储藏粮食、兵器，影响部落首领的选择。寺院一旦卷入战事，清军面对的便不再是普通部落骑兵，而是熟悉地形、能够迅速聚众的复合力量。
罗卜藏丹津很清楚这一点。他需要的不只是蒙古骑兵，也需要借助宗教网络扩大声势。部分僧侣因此加入叛军，参与袭击驿站、截断军粮，甚至攻打不愿响应的部落。必须说明的是，不能把所有青海僧侣都归入叛乱一方，真正参与军事行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岳钟琪当时38岁，长期在西南和西北任职，熟悉山川道路，也知道高原作战最忌讳拖延。清军若只夺城镇，不摧毁叛军赖以聚集的据点，白天收复的地方，夜里便可能再次失守。对朝廷而言，这场战事既是平乱，也是重新建立行政秩序。
雍正元年底至次年初，岳钟琪奉年羹尧调遣进入青海作战。年羹尧时任抚远大将军，负责统筹大局；岳钟琪则承担了相当重要的前线任务。清军采取分路推进的办法，逐步压缩罗卜藏丹津的活动范围，同时重点打击能够供给兵员和粮草的寺院据点。
郭隆寺之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清军抵达寺外时，寺内聚集了大批参与叛乱的人员，依托墙垣和地形抵抗。有关兵力、伤亡和攻城细节，清代档案与后来的叙述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并非普通寺院冲突，而是一次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攻坚战。
岳钟琪曾尝试招抚。对朝廷来说，能够不战而降，既能减少损失，也便于战后安置。可是寺内首领拒绝谈判，继续凭借坚固工事抵抗。前线将领向岳钟琪请示：“若久攻不下，是否暂且退兵？”
岳钟琪没有选择撤退。郭隆寺若继续存在，叛军便有了落脚之处；倘若清军在此受挫，周边观望的部落也可能重新倒向罗卜藏丹津。于是，清军集中兵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突破寺院防线，控制了这处关键据点。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战后处置。清军清查寺内人员时，将参与作战者、协助叛乱者和普通僧众区分处理。史料中确有大量人员被杀或被俘的记载，但“六千人全部被岳钟琪当场斩杀”的说法，未必能够得到完整史料支持。把不同阶段的死伤、俘获和溃散人数合并为一个数字，容易造成误读。
不过，岳钟琪采取严厉手段，却是事实。对于持械作战、杀害军民、拒绝招抚的叛乱人员，清军往往按战犯处置，而不会因为其身份是僧侣便一概宽免。雍正朝处理此事时，也并非只看宗教身份，而是着重追究是否参与叛乱、是否危害军政秩序。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事的意义并不止于一次屠戮传闻。郭隆寺被攻破后，青海其他寺院和部落看到了局势变化，部分势力转而归附，罗卜藏丹津的号召力迅速下降。到1724年夏季，叛军主力已受到重创，罗卜藏丹津本人也被迫向西逃遁。
战事结束后，清廷着手调整青海治理办法。寺院不得私藏兵器，僧众数量和寺院规模受到约束，部落、寺院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划定。所谓“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正是在平叛后形成的重要治理安排，目的在于削弱寺院武装化和地方割据的可能。
岳钟琪因此受到雍正帝重用，后来又主持西北军务。但他的声名并非只有功勋一面。军事行动中大量人员死亡，尤其涉及宗教场所，必然留下沉重争议。把他简单塑造成“嗜杀名将”，与把一场复杂平叛完全说成“丰功伟绩”，其实都遮蔽了史实本身。
“六千”究竟是多少，仍需依靠档案、奏折和不同版本史料相互核对。可以确认的是，1724年的青海平叛改变了西北力量格局，也让岳钟琪在清廷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至于郭隆寺究竟死伤多少人，则不能只凭后世一句传闻便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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