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二十岁，从上海来到贵州最偏远的山村插队。
那个村子叫枫树坪，藏在深山里，从县城走路要整整一天。全村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穷得连电灯都没有。我住在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每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晒脱了皮。
村里有个姑娘叫阿秀，比我小两岁，长得不算漂亮，但一双眼睛特别亮，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是村里最勤快的姑娘，天不亮就起来挑水、砍柴、喂猪，然后跟着男人们一起下地。
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总是偷偷往我碗里多放一块红薯。
那时候粮食紧张，知青的口粮不够吃，我常常饿得头晕眼花。阿秀家也不富裕，但她总能在吃饭时“不小心”多带一块红薯，趁人不注意塞给我。
我问她为什么对我好，她红着脸说：“你们城里娃，细皮嫩肉的，哪受得了这个苦。”
后来我才知道，阿秀的身世很苦。她三岁时被现在的父母收养，养父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养母懦弱，护不住她。她从小就像个丫鬟一样干活，没读过一天书。
我开始教她认字。每天晚上，借着煤油灯的光，我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人”字、“山”字、“水”字。她学得很慢，但很认真，常常练到半夜。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你会不会回城？”
我愣住了。那时候知青返城的政策还没放开，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看着阿秀期待的眼神，鬼使神差地说：“我不走，我陪着你。”
她哭了，眼泪滴在煤油灯上，发出“嗤”的一声响。
1977年，我们结婚了。没有彩礼，没有酒席，甚至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阿秀把她唯一的嫁妆——她养母留给她的一只银手镯，戴在了我手上。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给你。”她说。
我笑着问她：“你家不是就你一个人吗？”
她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养母说我是被抱来的，亲生父母是谁，她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没多想，只是心疼她。
婚后的日子很苦，但也很甜。阿秀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自己吃糠咽菜。她学会了做上海菜，虽然做得不地道，但每次我都能吃两大碗饭。
1980年，知青返城的政策终于下来了。村里所有的知青都疯了似的收拾行李，只有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阿秀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
“你走吧。”阿秀背对着我说，声音很平静，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
“我不走。”我说。
她转过身，满脸是泪：“你傻啊，回城多好，留在这山沟里有什么出息？”
“你在哪，哪就是我的家。”
那一年，我放弃了回城的机会，留在了枫树坪。村里人都说我傻，说我是被阿秀迷住了心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真的爱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我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编竹筐，学会了说当地的土话。阿秀的头发白了，脸上爬满了皱纹，但在我眼里，她永远是那个偷偷给我塞红薯的姑娘。
1990年，我带着阿秀和孩子回上海探亲。父母看到阿秀，先是高兴，然后表情变得很奇怪。母亲拉着阿秀的手，问东问西，问她的身世，问她小时候的事。
阿秀说她是被抱养的，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
晚上，母亲把我叫到一边，颤抖着声音说：“你妹妹……你妹妹小时候走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母亲说，1960年，我三岁的妹妹在火车站走丢了，他们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妹妹的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像一片树叶的形状。
我疯了一样跑回房间，拉起阿秀的左手。她的手腕上，赫然有一块树叶形状的胎记。
阿秀被我吓到了，问我怎么了。我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
“阿秀，你是我妹妹……你是我亲妹妹……”
阿秀愣住了，然后拼命摇头：“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
我们连夜去了医院，做了血型鉴定。结果出来那天，阿秀晕倒在了医院走廊里。
我们是亲兄妹。
那个从小被抱养的女孩，那个我教她认字的女孩，那个在煤油灯下说“我等你”的女孩，那个为我生儿育女的女孩，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段时间，我和阿秀都崩溃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彼此，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孩子真相。阿秀整夜整夜地哭，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两个人都瘦得脱了形。
后来，是阿秀先想通了。
“不管你是谁，你都是我丈夫。”她看着我说，“我们在一起十五年，有儿有女，这就是命。”
我抱着她，说：“你永远是我妻子。”
我们没有离婚，也没有分开。我们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孩子们只知道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不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心酸和无奈。
如今，我和阿秀都老了。我们的儿子在上海工作，女儿嫁到了省城。每年过年，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回枫树坪，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阿秀在煤油灯下问我：“你会不会回城？”
如果那时候我说“会”，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人生没有如果。
阿秀还是那个阿秀，我还是那个我。我们是一对普通的夫妻，也是一对不普通的兄妹。我们用了三十年，走过了世界上最长的弯路，最后发现，起点就是终点。
命运给了我们最残酷的玩笑，也给了我们最深的爱。
这辈子，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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