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北平天坛，毛泽东与张元济、陈叔通两位前清翰林相遇。那时新政协筹备工作正进入紧要关头，会议代表们事务繁多，气氛多少有些紧张。毛泽东没有把见面安排在庄严的会场，而是临时起意，邀请大家到天坛走走。

汽车从中南海出发，驶入天坛东门，停在一处用木板和席子搭成的简易茶棚附近。毛泽东下车后，先坐下来等候众人。地方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却少了正式场合的拘束。

人到齐后，毛泽东笑着说，大家这段日子既要筹备政协会议，又要会见各界人士，难得有一点空闲，今天就出来透透气。几句话说得朴实，现场气氛立刻松弛下来。

随后，他把身边两位老人介绍给大家：“这两位，都是清朝翰林，张元济先生和陈叔通先生。”掌声响起。对许多年轻代表来说，“翰林”二字带着旧时代的印记；但眼前两位老人，并不是抱着旧身份不放的人。

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浙江海盐人。1892年，他考中进士，随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甲午战争之后，国家积弱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单靠科举文章和旧式官场，无法解决民族危机。

戊戌变法期间，张元济支持改革，因而受到牵连，被清廷革职。离开仕途后，他转向教育和出版，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建设，在编译教材、传播新知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这个选择影响深远，也使他从一名旧式士人，转变为近代文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陈叔通则出生于1876年浙江杭州。1901年，他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改变了他的思想方向。1904年，他赴日本学习法律和政治，回国后参与清末宪政事务，后来又在社会活动和民族救亡中持续奔走。

抗日战争时期，陈叔通积极联络各界，筹集物资，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旧式政治力量身上。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年过七旬的陈叔通辗转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有意思的是，天坛茶棚里的谈话并不严肃。毛泽东看了看两位老人，故意问张元济：“张老，您当年怎么考中翰林？见过几次慈禧太后？她摆不摆架子？”

众人笑了起来。张元济有些腼腆，答道：“翰林院里的翰林，身份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教授。普通教授，哪能随便见到太后呢？”这番解释既幽默，也把清代宫廷与官僚制度之间的距离说得很明白。

毛泽东又转向陈叔通，问他来到北平后有什么感受。陈叔通说，自己和张元济经历过清朝、民国，见过不同政权中的最高人物，许多人身上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而毛泽东与大家相处，却没有那种距离感。

毛泽东马上提醒道：“不要把话说过头，小心成了捧杀。”一句玩笑，带着警醒意味。随后，他提议大家合影，再分头游览天坛。庄重的政治人物、旧时代的翰林和普通工作人员，就这样在古柏与红墙之间留下了同框身影。

这次会面之所以耐人寻味，不只是因为毛泽东问到了慈禧太后，更在于两位翰林的人生转折。他们都从清代制度中走出，却没有停留在旧身份里；面对时代巨变，分别把精力投入文化建设、社会活动和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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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继续参与文化事业，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并在商务印书馆发挥作用。年高之后，他仍关心古籍整理、学术交流和出版工作。清代翰林的名号，逐渐被文化人的实际贡献所取代。

陈叔通则参加国家政务，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并参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他还关心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曾为钱学森等人的归国问题奔走呼吁。

天坛那天，毛泽东没有把两位老人当作供人仰望的旧朝遗老，而是把他们当作可以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的同道。张元济和陈叔通也没有把翰林经历当成门槛，谈笑之间，旧时代的身份退到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