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是明初开国功臣中位列第一的文臣。
他在朱元璋起兵不久便投奔幕府，做过参谋、掌书记、右相国、左丞相，明朝建立后受封韩国公，朱元璋制词比之萧何。
他创业元老兼淮西集团首领的身份，让其无法在建国后完成从淮西代理人到纯臣的转型。
他在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中越陷越深，最终以七十七岁高龄被赐死，全家七十余口被杀。
研究李善长的兴亡过程，对研究古往今来创业元老与创始人的关系，其实蛮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正文，聊聊李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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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同属淮西。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
朱元璋攻下滁阳时，李善长主动求见。
两人谈得很投机，李善长劝朱元璋效仿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便可成帝业。
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便把他留在帐下。
这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集团中的起点。此后他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既参与谋划，又负责后勤供应，很快成为朱元璋最亲信的人之一。
李善长还做了一件朱元璋本人不方便做的事，调和诸将。
当时朱元璋手下将领来源复杂，有郭子兴旧部，有陆续来投的各路豪杰，彼此之间以事力相龃龉是常事。
李善长委曲为调护，把矛盾消化在朱元璋出面之前。
郭子兴曾经想从朱元璋身边把李善长挖走，李善长固谢弗往，坚决留在朱元璋帐下。
用现代的话说，李善长在创业期扮演的是联合创始人兼COO的角色。
朱元璋管战略和打仗，李善长管后勤、人事和内部协调。
这个定位让李善长在淮西籍将领和谋士中积累了深厚的威望，也为日后淮西集团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评价很高。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长受封韩国公，制词把他比作萧何，位在徐达等武将之上。
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李善长虽然没有攻城略地，但他给军食，功甚大。
2 战争年代的优点，到了和平年代就成了问题。
李善长最核心的身份，不是朱元璋的丞相，而是淮西集团的首领。
明朝初年，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籍官员在朝廷中占有压倒性优势，朝廷中的绝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是淮人。
李善长作为这个集团的代理会长，在用人行政上还是会从淮西人的利害出发。
朱元璋比李善长看得更远。他靠淮西人起家，但坐天下之后，需要倚靠的是全国各个地方的力量。
如果朝廷中枢始终被淮西人把持，非淮西官员被排挤、打压，这个政权就永远只是一个放大的淮西老乡会，无法真正统治全国。
矛盾于是逐步展开。洪武四年，李善长患病在家，上疏请求致仕。
他的本意是试探，自己多日不能上朝，想看看皇帝是什么态度。他以为朱元璋会温言挽留。但朱元璋立准奏请。
这对李善长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朱元璋也知道这样做显得寡情，便用另一种方式补救。他把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让李家成为皇亲国戚。
表面上看，恩遇有加。但实际上，李善长已经失去了丞相之位。
李善长走后，朱元璋选择了汪广洋为相。汪广洋小心谨慎，事无巨细都请示，朱元璋又嫌他办事乏力。
李善长看准了这个空档，把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中书省。
洪武六年，胡惟庸与汪广洋同为丞相。不久汪广洋被贬，胡惟庸一人独相。
胡惟庸是定远人，李善长的同乡，也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胡惟庸任相后，又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之子，两家结为姻亲。
这样一来，李善长虽然已经致仕，但朝廷中枢的实际权力，仍然通过胡惟庸掌握在淮西集团手中。
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曾经问刘基，李善长之后谁可为相。
刘基说李善长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说，李善长屡次说你的短处，你还替他说情？刘基回答：“善长为元勋旧臣。”
朱元璋又问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如何，刘基对胡惟庸的评价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
朱元璋最终还是用了胡惟庸。但刘基的话，他记住了。
3
胡惟庸任相之后，自恃大权在手，逐渐擅作威福，一意孤行。
官员升迁谪罚的大权握在手中，胡府门庭若市，贿赂公行。
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唯胡命是从，结党营私。
朱元璋的猜忌心本来就重，时常暗中查访臣下的行为。他渐渐发现胡惟庸恃权专断，遇事隐瞒，比起李善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便开始加紧监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朱元璋没有就此收手。
他要借胡惟庸案做两件事，第一，彻底铲除淮西集团在中枢的势力。第二，废除丞相制度，把相权收归皇权。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牵连甚广，历时十余年方才结案，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宣告结束，牵连被杀者三万余人。
李善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一步步卷了进来。
首先被挖出来的是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私通胡惟庸的证据。
朱元璋没有立即动李善长，而是从轻发落了李存义。
李善长得知弟弟被宽恕后，并没有作出谢恩的举动。这让朱元璋非常不悦。
后来，锦衣卫抓到了致命的人证。
蓝玉征讨北元时曾抓获封绩，此人往来沙漠，私通蒙古，据说有善长手迹。李善长匿不以闻。
李存义曾三次劝说李善长参与胡惟庸的谋反，第三次李善长叹道：“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句话成了定罪的直接依据。
朱元璋的结论是，李善长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作为功勋老臣，明知有人谋反却不检举，反而观望等待，这就是大逆不道。
4 李善长真的想谋反吗？
案发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鸣冤，话说得很直白。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
就算他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还能比现在更好吗？
况且李善长已经七十多岁，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
朱元璋看到这封奏疏，没有处罚王国用。这说明他未必不知道李善长谋反的证据是勉强的。
明末张燧在《李善长之诬》中说得更透：“善长之罪不在于佐逆，而病在不善自处。”
何谓“不善自处”？
李善长的问题在于，他始终没有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身份转换，也没有从淮西代理人变成纯臣。
在朱元璋打天下的阶段，他是淮西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这个身份是朱元璋默许甚至鼓励的。
因为那时候朱元璋本人就是淮西集团的最大代表。但天下平定之后，朱元璋需要从淮西领袖变成全国皇帝，李善长却没有跟上这一步。
他推荐胡惟庸，是继续把中枢交给淮西人。他在致仕之后仍然通过胡惟庸遥控朝政，是继续以幕后老板自居。
他弟弟和胡惟庸联姻，他知情不报，是继续按淮西人帮淮西人的逻辑行事。
这些事在战争年代是正常的，在和平年代就是取死之道。
张燧还有一个观察，汉高祖大封功臣时，萧何只封何只封酂侯，谥号文终，未尝敢与韩、彭埒。
而李善长偃然而径据于魏国公徐达之上。李善长以一个文臣，地位排在所有武将之上，本身就意味着他对皇权危险更近了。
5
李善长的悲剧，说到底是创业元老在组织转型期的悲剧。
打天下的时候，创始人需要元老们拉帮结派、各管一摊、互相制衡，这样才能把一盘散沙的力量捏合成一个拳头。
元老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派系势力，是创始人的资产。
坐天下的时候，创始人需要的是统一的号令、畅通的政令、可控的官僚体系。
元老们积累的派系势力，就从打天下的资产变成了治天下的负资产，成了皇权独裁路上的绊脚石。
李善长的应对方式，是继续强化淮西集团对中枢的控制。
他推荐胡惟庸，让淮西人继续掌相权。他默许弟弟与胡惟庸联姻，让淮西集团在血缘上也绑在一起。
这些动作在朱元璋眼里，就是一个信号，李善长不打算退出，淮西集团也不打算退出。
朱元璋的应对方式，是废丞相、杀胡惟庸、株连李善长。
这三件事是一体的，废丞相是从制度上消灭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杀胡惟庸是从人事上清除淮西集团在中枢的核心。株连李善长是从根本上瓦解淮西集团的凝聚力。
李善长死于洪武二十三年，年七十七岁。他的长子李祺因为是驸马，免于一死，与公主一同被流放。韩国公的爵位被削夺，七十余口被杀。
一个从朱元璋起兵之初就追随左右的联合创始人，最终以谋反的罪名被清洗。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雄图霸业，至此成空。身负开国之功却落得如此结局，可悲，可叹。
这不仅是李善长个人的悲剧，更是所有未能及时抽身的创业元老，在历史转型的洪流中难以挣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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