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出轨多年，老公毫不知情，她乐在其中。
直到一张诊断书砸下来，那个端屎端尿的男人递来了离婚协议。
他说，你自作自受。
李红梅今年四十三，在城南的华联超市干了快八年。
她管的是生鲜区，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岗，围裙上永远沾着鱼鳞和肉末。
她男人赵大柱在城北的工地支模板，一个月回来两趟，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身汗酸味和满手的老茧。
超市里的人都晓得李红梅有个相好的。
是给超市送冻货的老周，五十出头，头发梳得溜光，开一辆白色金杯面包车，车厢里永远一股冻带鱼的腥味。
每次来送货，老周都要在李红梅的柜台前站一会儿。
手搭在冰柜沿上，指头敲两下。
“红梅，今天的虾仁不错。 ”
李红梅就笑，眼角的鱼尾纹挤成一堆。
她从冰柜里挑出最大个的虾仁，装进黑塑料袋里，塞到老周手里。
“拿回去给你家那位包饺子。 ”老周接了袋子，手指头在她手背上蹭一下。
两个人交换一个眼神，前后脚出了超市后门。
后门出去是条死胡同，堆着超市的纸箱子和破筐。
老周的面包车停在那里。
夏天的时候车厢里热，两个人就站在墙根底下说话。
冬天的时候冷，就钻进驾驶室。
李红梅从来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对。
赵大柱一个月回来两趟，回来就是吃饭、睡觉、第二天一早走人。
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床被子，各睡各的。
赵大柱不问她的事，她也不管赵大柱在工地上有没有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李红梅觉得挺好。
老周给她买过一条金项链，细细的，吊坠是个小花生。
李红梅上班不敢戴，就在家里对着镜子试。
镜子是结婚时候买的，水银斑斑驳驳，照出来的人影都是花的。
去年腊月里，李红梅开始肚子疼。
刚开始是隐隐的，后来疼得直不起腰。
她自己去药店买了盒布洛芬，吃了不管用。
又去社区医院开了点消炎药，还是疼。
拖到正月初八，实在扛不住了，跟超市请了假，坐公交车去了市医院。
妇科诊室的大夫是个年轻姑娘，戴着口罩只露两只眼睛。
做完彩超，姑娘把单子递给她，说：“你家属来了没有？ ”
李红梅说：“我自己来的。 ”
姑娘顿了一下：“你得住院，做个活检。 ”
李红梅问：“什么病？ ”
姑娘说：“等活检结果出来再说。 ”
李红梅从诊室出来，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
椅子冰凉，她腰疼得厉害，想靠一靠，靠不住。
她给老周打电话。
老周说：“我在外地送货呢，回不去。 ”电话那头有风声，还有别的女人的笑声。
李红梅把电话挂了。
她给赵大柱打。
赵大柱说：“我在架子上呢，下了班再说。 ”电话里哐当哐当响，是工地的声音。
李红梅把手机揣进兜里，一个人去办了住院手续。
活检结果出来那天是正月十五。
医院走廊里挂着红灯笼，护士站还摆了一盆水仙。
大夫把赵大柱也叫来了。
三个人坐在诊室里，大夫说：“宫颈癌，中晚期，得尽快手术。 ”
赵大柱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半天没动。
李红梅看着他。
他鬓角有白的了，脸上沟沟壑壑的。
大夫又说了一遍：“得尽快手术，然后化疗。 ”
赵大柱站起来，说：“谢谢大夫。 ”往外走。
李红梅跟在后面。
走到医院大门口，赵大柱站住了。
他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
“红梅，”他说，“咱们离婚吧。 ”
李红梅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
赵大柱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离婚。 你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我不是不知道。 ”
李红梅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我不说，是觉得没必要。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赵大柱看着她，眼睛里头没什么表情。
“现在你有病了，需要人伺候了。 我不欠你的。 你自作自受。 ”
李红梅腿一软，坐在了医院门口的台阶上。
台阶是水泥的，正月里的风从裤管钻进来，骨头缝都凉透了。
赵大柱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她。
“协议我写好了。 房子归你，存款对半。 你签了字，我把手术费给你出两万。 不签，你自己想办法。 ”
李红梅接过那张纸。
赵大柱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孩子用剩的作业本纸上。
她低头看那张纸，风把纸吹得哗哗响。
她攥紧了，攥得指甲发白。
赵大柱走了。
他的背影穿过医院门口的停车场，走到公交站，上了一辆9路车。
车开走了，尾灯消失在街角。
李红梅坐在台阶上，坐了一个下午。
太阳从头顶挪到西边，她的影子从脚底慢慢拉长。
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走了，煎饼摊也收了。
只剩她一个人。
她给老周打电话。
打了三遍，老周才接。
“红梅，怎么了？ ”
“老周，”她说，“我得了癌症。 ”
电话那头安静了。
安静了很长时间。
她听见老周的呼吸声，还有他老婆在远处喊“吃饭了”的声音。
“红梅，”老周说，“我这边走不开。 你找赵大柱啊。 ”
“他说要离婚。 ”
又安静了。
老周咳嗽了一声。
“红梅，咱们这事儿……本来就是互相解个闷。 你也不能指望我什么。 我家里有老婆孩子，你知道的。 ”
“我这些年……”李红梅说。
“我知道。 我知道。 ”老周打断她。
“可我也没亏待你。 那条项链，还有平时给你的钱。 咱们两清。 ”
李红梅把电话挂了。
手机屏幕上裂了一道缝，是去年冬天在超市后门摔的。
一直没舍得换。
她用袖子擦了擦屏幕上的灰，给超市店长打电话。
店长说：“红梅啊，你先养病。 岗位给你留着。 ”她知道留不住。
生鲜区招个人顶她太容易了。
晚上她回了家。
赵大柱的东西已经搬走了。
衣柜空了一半，阳台上少了那双胶鞋。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银行卡，下面压着那张离婚协议。
她把银行卡拿起来，卡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密码。
她的生日。
李红梅坐在床上，看着那张协议。
房子是九八年买的，两室一厅，六十平。
那时候她和赵大柱刚结婚，赵大柱在建筑队，她给人当保姆。
两个人攒了五年，又借了两万，才凑够首付。
协议上写着房子归她，存款对半。
存款她知道，一共四万七。
赵大柱在工地上一个月挣六千，交给她三千，自己留三千。
这么多年，没涨过。
她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她给赵大柱发了个短信。
就两个字：签了。
赵大柱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李红梅去了医院。
大夫说手术安排在三天后，得先交五万押金。
李红梅把赵大柱给的两万和那张卡里的钱都取出来，凑了三万八。
还差一万二。
她给老周打电话，老周没接。
发短信，老周回了一条：红梅，咱们两清了的。
你别再找我了。
李红梅站在医院缴费窗口前，把钱包里的钱数了三遍。
后面排队的人催她。
她退到一边，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椅子还是那天那把。
她看着玻璃门外的人来来往往。
有个女人搀着老太太进来，老太太捂着肚子。
有个男人抱着孩子跑，孩子额头贴着退烧贴。
李红梅觉得自己像隔着玻璃看戏。
她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
翻到最底下，有个名字：赵大柱。
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最后锁了屏幕。
她给妹妹打电话。
妹妹在南方打工，说：“姐，我手里有两千。 你先拿着。 ”李红梅说不用。
妹妹说：“你等着，我找人借。 ”李红梅把电话挂了。
第三天早上，李红梅去银行把定期的两万取了出来。
那是她攒了三年准备给赵大柱买养老保险的。
取完钱出来，她在银行门口碰见了赵大柱。
赵大柱骑着一辆电动车，后座上绑着行李。
“我来取钱。 ”赵大柱说。
“新工地在南郊，搬过去住。 ”
李红梅看着他。
他穿着那件旧的迷彩服，袖子磨得发白。
电动车踏板上放着一个塑料桶和一卷铺盖。
“赵大柱，”李红梅说，“你当年追我的时候，说这辈子不让我受委屈。 ”
赵大柱没说话。
他拧了拧电动车把手，车往前窜了一下。
“我签字了。 ”李红梅说。
“我知道。 ”赵大柱说。
他停了一下。
“红梅，咱俩谁也别怨谁。 你的事你自己清楚。 ”
他骑着电动车走了。
李红梅站在银行门口，手里攥着装钱的信封。
风吹过来，信封哗哗响。
她想起结婚那天赵大柱穿了一件新衬衫，蓝色的，她给买的。
那时候赵大柱说，红梅，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一辈子。
李红梅算了算，二十三年。
比老周长。
手术那天李红梅是自己签的字。
护士问家属呢，她说没有。
护士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麻醉前，她看着手术室的无影灯。
灯很亮，白晃晃的。
她闭上眼，想起超市后门的死胡同，想起老周面包车里的冻带鱼味，想起赵大柱电动车后座上的铺盖卷。
一个念头冒出来：她这辈子，到底图了什么。
手术很顺利。
李红梅在医院住了二十三天。
化疗了两次，头发掉了一半。
她照镜子的时候，看见自己像个剥了壳的鸡蛋。
出院那天是三月八号，超市门口在搞促销，喇叭放着“妇女节快乐”。
李红梅从公交车上下来，路过超市后门。
后门的死胡同还在，纸箱子换了一批。
她站了一会儿，闻到一股冻货的腥味。
她没回头，往前走。
回到家，她换了身衣服去超市上班。
店长看见她，愣了一下。
“红梅，你身子行不行？ ”
“行。 ”李红梅说。
她系上围裙，走到生鲜区。
冰柜里的虾仁摆得整整齐齐。
她拿抹布擦了擦冰柜边上的水渍，又拿剪刀把带鱼的鳍剪了。
手指头冻得通红，她搓了搓。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坐在超市后门的台阶上。
太阳很好，照得纸箱子发白。
她从兜里摸出一个馒头，掰着吃。
手机响了，是老周。
她接了。
老周说：“红梅，你身体咋样了？ ”
“好了。 ”李红梅说。
“那个……我下个月就不送华联了，换别人了。 ”老周说。
“咱们……”
“我知道。 ”李红梅说。
“两清了。 ”
她把电话挂了，继续啃馒头。
馒头有点干，噎得她直抻脖子。
她去隔壁小卖部买了一瓶水，一块五。
老板找她五毛钱硬币，她揣进围裙兜里。
下午赵大柱来了一趟。
他是来送离婚证的。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赵大柱把证递给她。
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
李红梅接过来，没打开。
“你身体好了？ ”赵大柱问。
“好了。 ”
“那我走了。 ”
“嗯。 ”
赵大柱转身要走。
李红梅叫住他：“赵大柱。 ”
他站住了，没回头。
“你那天说的对。 我自作自受。 ”李红梅说。
“可你也一样。 你这些年啥也不问，啥也不管。 你以为你吃亏了？ 你亏的是你自己的日子。 ”
赵大柱站了一会儿，走了。
李红梅把离婚证揣进兜里，回到生鲜区。
一个老太太在挑鸡蛋，问她：“姑娘，这鸡蛋新鲜不？ ”
李红梅说：“新鲜，早上刚到的。 ”
老太太挑了一兜，李红梅给她称了。
三斤二两，六块四。
老太太递过来一张十块的。
李红梅找她三块六。
老太太走了。
李红梅把零钱放进钱箱，又去搬货了。
冰柜的灯嗡嗡响，照着冻虾冻鱼。
李红梅把一箱带鱼倒进冰柜，一条条摆好。
摆到最底下那条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那条带鱼的眼睛是浑浊的，白蒙蒙的，像她那天在手术台上看见的无影灯。
她直起身，把围裙上的鱼鳞拍掉。
外面天阴了，风从后门灌进来，带着春天的潮气。
李红梅走到后门口，看着那条死胡同。
纸箱子堆得比人高，墙根长出了草芽。
她想起二十三年前，赵大柱骑着一辆二八大杠来娶她。
车把上系了红绸子，他穿了一件白衬衫。
那时候她二十四，扎两条辫子，在镇上的纱厂上班。
赵大柱说，红梅，跟我进城，我让你过好日子。
李红梅站在后门口，手插在围裙兜里。
五毛钱的硬币硌着手指头，硌得生疼。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把日子过成一张离婚协议——上面写满了数字，却算不清谁欠谁。
她把围裙带子系紧，转身回了柜台。
冰柜的灯还亮着，照着一排排冻虾冻鱼，白花花的一片。
李红梅拿起抹布，继续擦冰柜边上的水渍。
外面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纸箱子上，啪啪响。
她擦完最后一个角落，把抹布挂好，站在柜台后面等着下一个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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