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9月13日发文称,“沙特惧怕的不是胡塞,是整个中东惧怕席卷中东和北非的社会主义革命狂潮”,并将南也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投射到今日胡塞武装身上,抛出“去殖、除阀、削藩、均田,下长安”的宏大叙事,宣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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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洞察百年变局,这是把中文互联网左翼怀旧情结,强行纹在了宰德派宗教军阀的脑门上,荒唐,且危险。

一、南也门是马列政党执政,胡塞是宰德派伊玛目复辟——拿这两个混为一谈是对历史的羞辱

南也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67—1990)由也门社会党执政,受苏联支持,搞过土地改革、世俗教育、妇女就业、亲苏外交,是货真价实的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共产主义—世俗社会主义实验。1990年统一后也门社会党内战败北,至今是边缘在野小党。

胡塞武装前身是1990年代北也门萨达省的“青年信仰者”宰德派(什叶派分支)宗教复兴运动,由侯赛因·胡塞创立,主张恢复宰德派伊玛目传统权威、抵制沙特瓦哈比派渗透,口号是“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它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教权复兴加反西方反锡安主义加部落联合,跟马克思主义、无产者联合、废除宗教特权、政教分离——半个字都不沾。把胡塞武装说成“社会主义革命狂潮的先锋”,是对南也门历史的亵渎,也是对中东教派政治的无知——蠢得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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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塞是伊朗“抵抗弧”半自主代理人,不是工农革命军

胡塞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武器、训练、资金,与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构成伊朗地缘战略的“什叶派之弧”。这个轴心的本质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抗衡美—以—沙特阵营的地缘工具,目的是扩大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影响力、在沙特南部扶植亲伊据点、牵制以色列,绝不是推翻海湾君主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胡塞控制区是部落—教权混合治理,征税靠部落摊派和伊朗输血,合法性建立在“宰德派被逊尼派压制后的受害者复兴叙事”上,没有土改、没有工人苏维埃、没有政教分离。把伊朗地缘代理人民兵美化成“均田削藩”的黄巢大军,是典型的中式古代农民战争滤镜硬套中东政治,属于《教科书》级别的历史错置。

三、沙特怕的是伊朗渗透与教派失控,不是什么幽灵般的“赤色狂潮”

沙特领衔打胡塞(2015“决心风暴”),核心动因是防伊朗在阿拉伯半岛拿下红海出海口、防北部边境亲伊政权雏形、防本国东部什叶派产油区联动。冷战后中东世俗左翼(纳赛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共产党)早已边缘化,“阿拉伯之春”证明无组织街头运动只会被穆兄会或教权势力收割,成规模列宁式建党革命力量在今日中东基本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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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君主国真正恐惧的是伊朗什叶派地缘扩张和本土教派动员,不是什么“中东社会主义革命狂潮”。卢麒元把这个零和博弈置换为“封建王权畏惧赤色浪潮”,是在凭空造一个不存在的敌人为自己的宏大叙事圆谎,倒果为因,自欺欺人。

四、“去殖除阀削藩均田下长安”在也门是诗意呓语,毫无政治土壤

去殖:也门1967年就赶走英国,是中东最早独立之一,殖民遗产早清算,今日矛盾是部落—教派—代理战争,不是反殖民;

除阀/削藩:也门恰恰是部落(Hashid、Bakil)和教派碎片化的“失败国家”,胡塞本身就是北部高地部落—宰德派联合体。它自己就是“阀”;

均田:也门土地问题被战争、武器经济和援助截留淹没,没有任何一方提过系统性土改纲领。

中东政治的基本结构是部落认同大于民族认同大于阶级认同,教派叙事大于意识形态叙事。跳过这层结构性事实谈“社会主义革命开启变局”,不是洞见,是沉溺中式革命修辞的自慰式意淫。

行文至此,必须要问一句,卢麒元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是由卢麒元的认知逻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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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认知的核心框架是批判新殖民主义、美元霸权、买办封建,呼唤国家主权与底层再分配。在他叙事里,凡顽强抗击美—以—沙特体系的弱势力量,就天然带“反帝反封建进步”光环。胡塞敢封锁红海、硬刚美以、拖住沙特联军,被他当成弱小者反抗西方主导秩序的符号。至于胡塞是宰德派教权武装还是伊朗代理人,优先级远低于“敢反美”这个标签。

他特意提南也门是阿拉伯世界唯一共产党(也门社会党YSP)执政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搞过土改、世俗教育、妇女就业,目的是借这段历史唤醒“阿拉伯也曾有真正反帝左翼”的情结。南也门疆域恰覆盖今日萨那—亚丁一带,地理重叠让他产生历史轮回联想:以为今日也门底层反沙特—美以压迫的力量,是当年南也门社会主义精神的“借尸还魂”。这是左翼怀古式比喻,不是严肃政治学。

卢麒元擅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长安”“红海”等意象。说“沙特怕社会主义革命狂潮而非胡塞”,本质是把沙特—伊朗零和博弈、部落—教派内战置换为“腐朽买办王权畏惧被压迫者觉醒”的宏大剧本——呼应他对全球南方反新殖民叙事的期待,也给受众制造“历史朝正义翻转”的情绪共振。对公共知识分子型博主,隐喻性、煽动性历史类比较精确地缘描述更有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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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除阀削藩均田”,这是卢麒元认为的古今中外被压迫社会走向公正的唯一通则,原是他给中国开的方,现在顺手套到中东,中东要走出王权—部落—外部操控泥潭也须走这条路,胡塞(哪怕不准确)被当作打破旧秩序的触发点,南也门是曾短暂实践的标本。知情者当看穿这是政治哲学随笔而非区域研究;情绪可共鸣,拿它做形势判断就是严重误判。

总结一句话,卢麒元先生对南也门历史的点赞可以成立,但对胡塞武装—伊朗什叶派弧—中东社会结构的判断犯了根本性范畴错误,把宰德派宗教—部落—伊朗代理人复合体浪漫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前锋”,把沙特—伊朗地缘零和博弈升华为“封建势力畏惧赤色狂潮”。这种认知若不叫偏执,至少也是脱离田野、沉溺于中式革命修辞的对中东最大误解。中东不需要中国的明末口号,更不需要北京书斋里凭空降生的“中东苏维埃”。

红海的名字可以很美,但不必用它来给教权民兵披上一件并不存在的红色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