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福州军区机关大院里，皮定均刚刚走马上任，面对前来迎接的李志民、陈再道、王建安，显得格外谨慎。这不是普通的职务交接，而是一位中将，接手了由几位开国上将共同主持过的军区。
皮定均并非第一次到福州。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在这里担任副司令员，熟悉东南沿海的战备环境。后来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靠的是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指挥能力。此番与韩先楚对调，则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的一部分。
按理说，司令员到任，部属听令，工作应当很快进入正轨。可皮定均心里有一道坎。
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担任过红四军军长；王建安同样资历深厚，李志民也早已是军中宿将。几位老同志的革命经历、军内威望，都摆在那里。皮定均虽然战功突出，却比他们年轻，授衔时也是中将。
这份压力，不在纸面上，却能影响每一次会议和每一项决定。
福州军区的特殊，还不只是将领资历深。这里地处东南前沿，战备、训练、海防和军地关系，件件都不能松懈。司令员既要敢于拍板，也要善于团结不同经历、不同脾气的老同志。
陈再道很快察觉到了皮定均的拘谨。
一次会议上，皮定均讲完工作安排，没有直接给陈再道布置任务，只是客气地问：“老首长，您还有什么意见？”
陈再道没有当场说破。类似情况多了，他反而感到不安。副司令员如果总被当作需要请示的老首长，军区的指挥关系就容易变得含混。私人交情可以谦让，组织原则却不能含糊。
有意思的是，陈再道此前正是经过一番周折，才重新回到部队工作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的工作和待遇受到影响。1972年12月底，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分工落实干部政策，军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的相关工作，由总政治部负责。陈再道和钟汉华当时在福州休养，韩先楚曾以个人名义请他们来此治病、生活，对两位老战友照顾颇多。
陈再道重新安排职务时，原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已有部署，回原单位任职并不现实。周恩来提出，可安排他担任大军区副职。消息传开后，一些军区领导却面有顾虑，原因很直接：陈再道资格太老，曾经的下级很难把他当作普通副手来安排。
周恩来后来拍板，将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韩先楚接到通知后表示欢迎。随后，王建安也调到福州军区，李志民担任政委，几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由此聚在了一起。
这段安排并不轻松。韩先楚起初也曾担心，军区领导层老同志太多，工作分工会不会出现困难。但经过协调，他接受了组织决定。事实证明，几位将领都把军区工作放在前面，没有因资历和旧日职务发生争执。
陈再道分管部队训练、军容军纪，执行任务十分认真。一次，韩先楚到部队检查训练，陈再道亲自组织集合，站在队伍前等候。韩先楚走近时，他跑步上前敬礼报告。这样的举动，不是做给谁看，而是对组织关系的明确维护。
皮定均却没有韩先楚那样从容。
皮定均1914年出生，少年时期就在安徽金寨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红四方面军，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长征结束后担任教导团团长。他真正受到广泛关注，是在中原突围中率部完成艰苦转战。1955年授衔时，他原本被评为少将，毛泽东得知后批示“皮有功，少晋中”，遂授中将。
这份军衔变化，正说明他的资历并非特别靠前，却有关键战场上的硬功。皮定均的长处，是在复杂局面中抓住要害、敢于承担责任。可到了福州，面对几位老首长，他一度把这种果断收了起来。
他把大事小事尽量揽在自己身上，生怕给老同志安排任务显得不够尊重。时间一长，反倒影响了副职作用的发挥。陈再道看在眼里，专门找皮定均谈话。
“皮司令，我这个副司令员不称职啊！”
皮定均一时没有接话。陈再道随即把意思说透：“组织让我回来工作，我就要把本职做好。你是司令员，该交给我的任务就直接交代，我一定完成。”
皮定均这才明白，陈再道并不是来争权，而是在帮他卸下包袱。他握住老首长的手说：“以后大家一起干，把战备训练抓好。”
这次谈话，解决的不是一句称呼或一次分工，而是军区领导班子如何形成合力的问题。此后，皮定均逐渐放开手脚，李志民抓政治工作，陈再道、王建安分担具体事务，军区运行恢复了应有的秩序。
遗憾的是，这种合作没有持续太久。1976年，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同年夏天，皮定均在福建组织军事演习，从漳州乘飞机前往东山岛一带检查三军演练，飞机途中失事，皮定均不幸遇难，终年62岁。
噩耗传到北京，张爱萍写下悼诗，其中“东南栋梁”几字，正是对皮定均一生军旅位置的概括。那架飞机离开漳州时，皮定均仍在履行司令员的职责，目的地是演习现场，而不是任何一场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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