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9日下午，突尼斯迦太基，总理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举行会谈。原本带有欢迎性质的会面，很快转入严肃讨论。布尔吉巴的一番质疑，使会场气氛骤然冷了下来。
这次访问本身就不寻常。按照最初安排，突尼斯并不在周恩来访问非洲的名单之内。1963年12月，中国代表团抵达阿尔及利亚后，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通过外交渠道试探中方，询问周总理是否会访问尚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方没有贸然表态，只回答说，原定访问对象都是已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话说得很克制，分寸却很清楚。外交场合不能靠猜测办事，更不能因为对方一句含蓄的话，就提前宣布重大安排。
情况很快出现变化。12月26日，突尼斯政府正式发出邀请。周恩来和陈毅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同意代表团前往突尼斯。1964年1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突尼斯政府主要成员到机场迎接，这说明突尼斯方面确实希望推动两国关系取得突破。
但欢迎归欢迎，疑虑也是真实存在的。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谈到亚非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指出各国虽然制度和道路不同，却都面临摆脱殖民主义、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国家独立的任务。他的意思很明确：共同目标可以成为合作基础，具体方法不必完全相同。
布尔吉巴并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他担心，仅仅强调共同目标还不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仍可能使国家之间产生距离。随后，他又提到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其他国家时，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似乎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表示怀疑。
会场一度安静下来。
周恩来没有急于反驳，也没有用强硬语气压过对方。他回答：“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是使用的方法可以不同。”对于突尼斯方面关于中国对美态度的疑问，他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访问不同国家时，礼仪和方式可以因对象而异，但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
这几句话看似平常，实际分量很重。突尼斯是刚摆脱殖民统治不久的北非国家，对大国竞争格外敏感。它既不愿重新成为某个强国的附属，也担心同中国交往后被卷入阵营对抗。布尔吉巴的发言，正是这种现实顾虑的集中体现。
周恩来没有回避分歧，而是把问题拆开来谈：制度不同，不等于不能交往；观点有别，也不意味着必须互相敌视；国家之间可以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寻找合作空间。
这也是周恩来处理中非关系时经常坚持的原则。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到1963年底，非洲已有30个国家宣布独立，中国同其中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同许多新独立国家还缺少直接接触。
当时，中国同美国尚未实现关系正常化，同苏联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外交上的突破，不能只依靠欧洲和亚洲方向，非洲成为中国打开国际空间的重要地区。周恩来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间访问非洲十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这趟出访并非一路顺风。出访专机条件尚不成熟，中国代表团使用包机完成长途飞行，相关安排需要高度保密。许多访问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安全形势复杂，临时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访问加纳前，当地曾发生政变，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局势十分紧张。有人担心周恩来前往会有危险，建议调整计划。周恩来没有因为东道国遭遇困难便取消行程，他认为，越是在对方困难的时候，越不能用回避来表达所谓“谨慎”。
在苏丹访问安排上，中方工作人员曾因安全等因素擅自改变计划，引起苏丹方面不满。周恩来得知后严肃批评，认为未经协商改变行程，是对东道主的不尊重。外交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发言，也体现在一份日程、一项礼仪和一次临时决定之中。
到了埃塞俄比亚，中国代表团又遇到对方对中索边境问题的误解。海尔·塞拉西皇帝认为中国支持索马里，周恩来则明确说明中国不介入双方争端。面对指责，他没有把会谈变成争吵，而是把事实、原则和政策逐项讲清楚。
突尼斯会谈同样如此。气氛降温，并不意味着谈判失败。恰恰相反，只有把疑虑摆到桌面上，双方才有机会确认彼此真正关心的问题。经过说明和磋商，突尼斯方面逐渐消除了疑虑。
会谈结束后，中突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一个原本不在行程中的国家，最终成为中国代表团此次非洲之行的重要成果。它不是偶然的礼节安排，而是双方在制度差异、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之间反复权衡后的结果。
周恩来在非洲推动的，不只是一次次访问。他反复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特权。对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表态比漂亮话更有实际意义。
突尼斯会谈中那段令人紧张的交锋，也因此留下了特殊价值。它没有被客套话掩盖，反而让双方更清楚地看见彼此的边界与底线。外交场上，真正有效的缓和，往往不是避免分歧，而是在分歧出现之后，仍能把话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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