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东北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三战四平结束后，六纵十八师师长王兆相却递上了辞职请求。战斗打得苦，伤亡也大，部队没有得到应有补充，战后还受到批评。这个决定，后来被不少人视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转折。
王兆相不是没有战功，更不是不能带兵。他早年就在陕北革命队伍中成长，经历过艰苦的根据地斗争，熟悉基层部队，也懂得地方干部的处境。偏偏在关键时刻，他常常把心里的不平直接摆到桌面上，宁可离开岗位，也不愿带着情绪继续干。
1932年前后，王兆相曾从事地下交通工作，随后参加陕甘游击队，成为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的老战士。红军队伍整编后，他做过警卫工作，又参与神府地区根据地的开辟，职务一步步提升，靠的是实际工作和战场表现，而非资历包装。
1936年，王兆相担任红三团团长。榆林响水梁战斗中，部队几个连队的弹药消耗和缴获情况并不相同。一连子弹用得多，缴获却少；二连缴获较多。王兆相从全团作战出发，要求二连匀出一部分弹药支援一连。
事情本不算大，却引发了矛盾。二连连长没有完全执行命令，还把情况反映到上级。特委书记到团里召开会议，重点解决的不是几箱子弹，而是部队内部的团结和指挥关系。
王兆相对此很不理解。在他的看法中，团长要求部队顾全全局，下面却绕过团部反映问题，最后反倒让团长接受批评，这样的指挥秩序以后如何维持？情绪上来后，他提出辞去团长职务，想到上级机关学习。
特委书记没有强行挽留，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对团的领导作出调整。王兆相离开主力岗位后，冷静下来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不只是一次争执，还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磨合问题。革命队伍需要纪律，也需要信任；只强调前者，容易让矛盾变得尖锐。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完全离开革命工作。此前几次离队休整的经历，使他明白自己仍然希望留在部队中。后来，他被安排担任神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继续参与地方军事工作。职位变了，手里的兵少了，但他并未停止做事。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王兆相率部进入东北，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担任第十八师师长。六纵所属部队各有特点，十六师有南昌起义部队的传统，十七师以攻坚和爆破见长，十八师则在多次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风。
1947年三战四平，十八师投入战斗，作战十分顽强。四平攻坚持续时间长，伤亡也比较大。战后，纵队方面认为十八师没有完成纵深突破任务，相关战果也被归到其他部队名下。经过调查，原先的判断被证明存在误会。
问题在于，误会虽然澄清，现实困难并没有消失。其他参战部队得到补充，十八师却没有及时补充兵员和装备。王兆相认为部队既承担了重任务，又没有获得相应支持，于是再次提出辞职。
这次挽留他的人更多。纵队领导劝他留下，刘亚楼、谭政也曾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担任十八师师长。但王兆相去意已定，明确表示想转到地方部队工作。上级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从主力师转到地方部队，意味着作战位置发生变化。后来，东北地区需要加强二线兵团，地方部队组建独立师，王兆相又出任独立师师长。独立师官兵来源复杂，训练和实战经验不如主力部队，主要承担配合作战任务。
辽沈战役期间，这支部队参加了围困长春等任务。长春解放后，王兆相奉命留下担任沈阳地区的警卫工作。他希望率部南下，跟随主力继续作战，便向上级提出请求。等到获准南下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部队只能继续向南推进。
抵达湘南后，部队转入剿匪和地方政权建设，随后逐步地方化。王兆相并非没有机会参加更多主力战役，只是两次主动离开重要岗位，使他的作战轨迹出现了明显变化。
有人把这种性格简单称作“任性”，但放回当时的环境看，其中既有个人脾气，也有长期战斗形成的直率作风。只是对一名高级指挥员来说，能打仗是一回事，能在误解、批评和利益不均中稳住情绪，又是另一回事。王兆相的经历，恰好把这两面清清楚楚地摆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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