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的风刮得紧，扑得窗户纸哗啦啦响。
我没理会，只盯着手里的信物，那枚他亲手刻的木头小鸟，攥得手心全是汗。
五年了，整个县城我都翻遍了，没人见过他。
赵科长终于吐了口，说省城档案馆有名录。
可真到了省城，翻出来的档案袋上，四个大字扎得我眼睛生疼。绝密封存。我抖着手翻开封面，签名栏里那个歪歪扭扭的余字，笔画像刀刻的。
我认得，那是我男人余则成的字。
可名字旁边，还端端正正写着两个我认得却不敢认的字。牺牲。
01
我陈翠平这辈子，没怕过什么。
扛枪的时候没怕过，挨饿的时候没怕过。可那天在县妇联办公室，翻到那份优抚名单的时候，我手抖了。
名单上有个军烈属，叫何王氏，抚恤栏里写着：丈夫何长富，1948年于山西执行任务时失踪，按牺牲处理。
何长富。
这三个字，像一把钩子，一下子把我拽回了1946年。
那年我和余则成假扮夫妻，在山西做地下工作。
他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走散了，他就用何长富这个名字。
他说翠平，这名字只有你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
后来任务紧急，我俩分开，再没见过面。
我把名单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何王氏的地址在邻县，丈夫失踪年份对得上。
可余则成怎么会跟别的女人有婚姻登记？
如果他真拿何长富这个名字结过婚，那他是不是已经跟别人过日子了？
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他用来掩人耳目的另一重身份？
我没敢往下想。
下了班，我把木头小鸟从贴身的兜里掏出来。
那是他临走前塞给我的，雕得粗糙，歪歪扭扭的，可他说这是他自己一刀一刀刻的。
翠平，他说，你拿着它，就等于拿着我这个人。
我摩挲着小鸟身上那两道刀痕，低低骂了一句：余则成，你到底死哪儿去了。
回到家，父亲陈智勇正蹲在灶台前烧火。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爹这人话少，可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看我脸色，就知道我又在翻旧事。
他把一碗糊糊推到我面前，闷声说：吃饭。
我端起碗，扒拉了两口，又放下：爹，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他嗯了一声。
省城档案馆，有名录。我想去看看。
陈智勇手里的火钳停了一下。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混着灶火的影子。翠平，他说，都五年了。
我知道是五年了。
我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
可要是他真没了，总会有人给我个准信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隔这么久还不上不下的，那说明他有可能还在。
我爹没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又往灶膛里塞了一把柴，半天才说：去吧，路费我给你凑。
那晚上我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尽是些旧事。
他在煤油灯底下写密信的样子，他笑着叫我翠平的样子，还有分别那天他转身走开，大氅被风掀起一角，头也没回的样子。
他说翠平，你等着我。
我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砸门。我披衣去开门，门口站着民政科的赵成业科长。他穿着件半旧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脸上堆着笑。
翠平同志，打扰了。他说。
我把他让进屋。
他坐下，也没喝茶，开门见山：省里下来通知，所有失踪人员材料要集中转到省城档案馆保管。
你这几年一直在打听那位余则成同志的事，材料我们也一起报上去了，要是人还在名录里，你就能查到。
我心里一紧：真的？
赵科长点点头。他顿了顿，又说：不过翠平同志，我得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这一批失踪人员里，有不少已经依法按牺牲办理了抚恤。
他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攥着木头小鸟的手又紧了。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他是怕我到时候受不住。
可我不怕。我怕的是没有消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有个准话。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介绍信、三十块钱，还有那只木头小鸟，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
车里颠得厉害，窗外的土路坑坑洼洼，尘土顺着车窗缝往里灌。
我没嫌脏，只觉得车太慢。
我捏着木头小鸟，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说：余则成，你最好没事。你要是有事，我饶不了你。
02
省城档案馆在一条老街上，灰砖墙，铁皮门，门口挂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子，上面写着什么档案管理处。我不识字，可赵科长告诉我说就是这儿。
我下了车，腿都坐麻了，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大门口站岗的小战士把我拦住。我掏出介绍信，他看了一眼，放我进去了。
接待我的姑娘叫郑琳娜，梳着两条辫子，穿着蓝布工作服，看起来挺年轻。
她把我引到一间大屋子里，里面一溜儿排开好几张长条桌子，桌上摞着一摞一摞的牛皮纸档案袋，满屋子都是纸灰和霉味。
郑琳娜问我：你要找什么人？
我把余则成三个字报出来。她拿过一本厚厚的登记册，一页一页翻。她翻得仔细，我看得更仔细。她每翻一页，我的心就往上提一分。
三本册子翻完了，她抬头看我，一脸为难。
同志，没有这个人。
我愣住了。
怎么可能没有？
他是做地下工作的，就算登记，也不一定用真名。
我跟她说：同志，你帮我查查别的名字，何长富，还有，名字可能是化名。
她又翻了一遍登记册，还是摇头。
我心里一下憋得慌。
赵科长说的名录像，怎么没有他？
我不死心，我说：同志，你们有没有别的账本？
就是他参加过的，那种特别任务线的人，会不会登记在别的地方？
郑琳娜的脸一下子绷紧了。她压低声音：同志，有些档案是内部保管的，外人不能查。
我知道她说的那种档案，当年我和余则成干过的，就是那种活。
可越是这种话，我越觉得心里有底。
要是余则成干过的事见不得光，那他的名字就不可能出现在普通登记册里。
我谢过郑琳娜，出了门。
没走远，就蹲在档案馆门口台阶上，不想走。
我琢磨着，要找人，就得在这里磨。
里面的规矩我不懂，可我懂一个道理：门里面的东西，得等它自己露出来。
那天下午我没走。
晚上也没走。
我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拢共花了三毛钱，睡了一个硬板床。
第二天一早，我吃了两个烧饼，又回档案馆门口蹲着。
郑琳娜见我又来了，有点为难：同志，没有名字就是没有，你再等也没用。
我说：我不进去，我在外面等着。等人总行吧。
她又摇了摇头，回去了。我蹲在台阶上，把木头小鸟掏出来捏在手里。太阳晒得我头晕，风一吹又冷。可我就是不想走。
第三天下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从档案馆里出来。
他穿得素净，蓝灰褂子，黑布鞋，走路不紧不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木头小鸟，愣了片刻。
他在我面前站住，问我：同志，你等谁？
我说：等我男人。
他问：你男人叫什么？
我说：余则成。他是个好人，也是干过革命工作的。
老头的目光在我手里的木头小鸟上停了停。那枚小鸟雕得粗糙，刀痕还歪歪扭扭的。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低声问我：翠平？
我浑身一激灵。你怎么知道我叫翠平？
他没正面答我，只说了句：明天早上再来一趟。然后转身进去了。
我追了两步，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已经进了那扇铁门，头也没回。
03
那天夜里，我躺在旅馆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风吹着窗棂嘎吱嘎吱响，我脑子里全是那个老头最后看我那一眼的眼神。
他说翠平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见。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余则成跟他提起过？还是他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睡不着，索性坐起来，在黑暗里攥着那只木头小鸟发愣。这么多年了，我又觉得他离我近了一点。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到了档案馆门口。
铁门还锁着，我靠着墙根站着，冷风钻进领口，我拿围巾裹紧了脖颈。
等了大概有一刻钟，门开了。
那个老头探出头，朝我招了招手。
我赶紧跟过去。
他没说话，带着我穿过一条黑漆漆的走廊，拐了两个弯，走到一扇贴着封条的旧木门前。
他掏出钥匙开了锁，推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堆满了架子，架子上全是落了灰的档案袋。
他压低声音说：这里是还没来得及整理入库的旧档案。你找的那个人，可能不在正式名册里。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他说：你先翻着，我不能久待。记住了，不能带走任何东西，看看就放下。
我点点头。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
我开始翻。
一个个牛皮纸袋子，翻开来全是旧纸，有的上面有名字，有的只有一个代号。
我用指头挨着摸过去，摸到纸都起了毛边。
上午过去了，没有。
下午又过去了，还是没有。
太阳往西斜的时候，我蹲在一个铁皮柜前，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
心想算了，今天怕是找不着了。
可我不死心，鬼使神差地又往柜子底下摸了一把。
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拽出来一看，是个牛皮纸档案袋。
比其他的厚，比其他干净，右下角还盖着一枚红印。
我不认识印上的字，可我认得那些字的形状。我翻过太多文件了，有些字方方正正的，有些字眉飞色舞的。这枚印上的字，四个，方正，像军用的。
我正要撕开封口，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喝：你在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赵成业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他身后还跟着郑琳娜。
赵成业几步跨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个档案袋。
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可他嗓门大得很：翠平同志！
谁让你动这些材料的？
这是内部档案，你不能碰！
我说：我在找我男人的消息。
他瞪我：找消息也得按规矩来！你知不知道这是纪律问题？我不管你是谁，今天这事我必须上报！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连看一眼自己男人的档案都不行？我上前一步，赵成业往后退了一步，把档案袋藏到身后。
我说：赵科长，你告诉我，那袋子上面写的什么？
他抿着嘴不说话。
我说：是不是写着他的名字？
他还是不说话。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牛皮纸档案袋的侧面，有一行钢笔字，我看不懂，但我记住了编号的样子。
我在心里默默记了一遍，像是刻在骨头里一样。
出了门，我直接去找了那个老头。他住在档案馆后头一排平房的把头一间。我敲了门，他开了，看见是我，没说话，让我进了屋。
我从兜里掏出半截铅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把那个编号描了出来：乙字，柒拾叁号。
他把纸接过去，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跟我说：明天早上，你再来一趟。
04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
老头带我又拐进那条黑漆漆的走廊。
可这次他没往旧库房走，而是绕到了另一间屋子门口。
这屋门比旧库房看得严实，门上挂着一把大铜锁，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封条，已经有些开了胶。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钥匙，开了锁。推开门，里面的架子比旧库房齐整得多。档案袋一个个码得利利索索，每只都贴着标签、编着号。
他走到靠墙的第三个架子前，在最上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我一眼就认出来：和昨天赵成业抢走那个，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厚度。袋子右下角盖着的那枚红印还在，但比昨天那枚小一点。
他压低声音：这是复制件。原件被赵科长收了，但这个按规矩另存了一份。
他把档案袋递到我手里。
我手有点抖。我告诉自己没事，翠平你见过世面，可我还是抖。那牛皮纸拿在手里有点重，像是里面装着一条命。
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纸。第一页，是一张登记表，上面贴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那个人穿着灰军装，板着脸，眉眼深沉。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余则成。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可我使劲忍住了。我看不清照片，就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眼睛，低头去看他名字那一栏。
歪歪扭扭的，但格外用力。笔画深得几乎把纸划破，一笔一画都带着他的那股劲儿。
那是一个字。
余。
我认得那是余则成的余，是我男人写出来的余字。
那笔画歪歪扭扭的，可分外有力。
我一下子笑出来，又一下子哭出来。
他活着的时候写字总这样，他说翠平我写字不好看，可我落笔重，改不了。
老头在旁边站着，不说话。
我又往名字旁边看。那里还写着两个字，笔画工整，字迹比他的名字冷静得多。
那两个字的形状我认得。我在妇联工作，看过不少档案，认得这两个字。
牺牲。
牺牲。他死了。
我整个人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凉水，从发梢一直凉到脚底。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那两个字就那么干巴巴地躺在纸上，不冷不热，也不解释什么。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久到纸上那一片字都开始发花。我不肯信。我心想：凭什么是牺牲？谁见了他的尸体？谁亲眼看见他死了？
老头见我这样子，伸手在我肩上拍了两下。我抬头看他，他脸色很沉，对我说：你先别看那个。你往后翻。
我低下头，把登记表翻到第二页。上面写着几行字，我不认识，可老头伸手指了指其中一行，低声念出来：余，生前曾化名何长富。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是我跟余则成约定好的接头暗号。
整条地下线，除了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这老头能说出这个名字，说明他手里这份档案，是真的。
说明那个叫余则成的男人，就是我的余则成。
我抬起头，嘴唇哆嗦着问他：他还活着吗？
老头沉默了一下，没有回答。他把档案袋从我手里接过，重新封好。他低声说：翠平同志，我能做的，就到这里了。
我站在那间档案室里，外面的风刮着窗户纸，呼呼作响。我站了很久，脑子里什么也抓不住，只有一句话在反复地转：
他拿何长富这个名字干的事，是用命在干。他要是死了，那也一定是站着死的。
可我心里还是有一口气，顶在胸口下不去。我还想找到他，问问他，当年那句话还算不算数。
05
我抱着那份复制件回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长途车颠了一路，我抱着那牛皮纸袋子，像抱着个刚满月的孩子。
档案袋的边角硌得我胸口疼，我没撒手。
到了县城，我没回家。我直接去了赵成业的办公室。门锁着，我从门缝里看他办公桌上那盏灯还亮着。我抬手砸门。咣咣咣。
门开了，赵成业看见我，愣了一下。他往我怀里看了一眼，脸色一下子变了。
翠平同志，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说：你识相点，别装。
他把门让开了一条缝。我挤进去，把档案袋拍在他办公桌上。牛皮纸袋子在桌上弹了一下，又落在桌面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赵成业看着那袋子，半天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哑着嗓子问：你哪儿来的？
我说：你管我从哪儿来的。我问你，你早就知道这档案里写的是我男人，对不对？
他没说话。
我又说：你早就知道那上面写的是牺牲，对不对？
他脸涨得通红，又白了下去。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解释什么，可话说出来干巴巴的：翠平同志，有些事……我不能跟你说。
我说：那你现在能说了吗？
他沉默了很久。屋里那盏台灯嗡嗡响着，窗外夜风灌进窗缝，把他桌上一份文件的边角吹得翘起来。他伸出手，把那份文件按平了，然后才开口。
赵成业说：余则成同志，1950年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受了重伤。
我攥着木头小鸟没撒手。
他说：当时组织上派人去接应，人已经转移了。后来再找，线索就断了。按程序，失踪满两年，按牺牲上报。这档案，就是这么写的。
我说：那遗体呢？
赵成业低下头：没找到。
我心里那口气，又往上顶了一分。我说：既然没找到遗体，那就不能算死。你说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他抬头看着我，眼里的颜色挺复杂，像是愧疚，又像是别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翠平同志，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
我问：什么？
他说：余则成同志当初还有另一层身份，何长富。这个化名……当年在山西地下线，只有两个人知道。
我心里一紧。
他说：其中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余则成的单线联络人。
我猛地站起来：那个人是谁？
赵成业说：吴文杰。当年山西地下线，活下来的老人里面，他是最后一个。他现在在省城物资局干保卫工作。你要想知道余则成的下落，去找他。
我愣了好一会儿。
我没想到，这条线，还有没断的地方。
我低头看着桌上那个牛皮纸袋子，封面上那四个字在灯光底下格外刺眼。
绝密封存。
我的男人，被这四个字封在里面，封了这么多年。
连我还活不活着，都不让知道。
我把木头小鸟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档案袋上。然后我抬起头，跟赵成业说：赵科长，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转身出了门，门外的风一下子兜过来，吹得我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站在风里，把眼泪咽了回去。
余则成，你要是在，你就好好等着。你要是不在，我替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再替你把这世上欠你的账，一笔一笔讨回来。
06
吴文杰住在省城物资局后头的家属院里。我找上门那天，他正蹲在院门口择韭菜，看见我看他的眼神，手里的韭菜掉了两棵。
我说：你是吴文杰？
他愣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把木头小鸟掏出来，放在他面前的台阶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眼睛立马就直了。
他看了很久，才伸手把那枚木头小鸟捡起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摩挲。
这是个实在人。他的手在抖。
他问我：你是陈翠平？
我说：是我。
他沉默了好一阵。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嘴角抽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把木头小鸟递回给我，说：进屋说吧。
屋里收拾得干净，桌上搁着一壶凉茶，还有半碟花生米。他给我倒了一碗茶，自己也倒了一碗。他端起碗，一口喝干了，才开了口。
吴文杰说：余则成同志，1951年5月，化名何长富，南下执行任务。当时任务内容我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他去了广东方向。
我坐在他对面，听得心里发紧。他的任务，保密到这种程度，我一个家属都不能知道。
吴文杰又说：他在路上被人盯上了。6月份，他在粤北一带遭遇伏击，身上中了枪。
我倒抽一口凉气。
吴文杰看着我，眼里的神色很复杂：他被当地一个渔民救了下来。
那渔民不知道他真实身份，只当他是过路的行商。
养了大概两个月的伤，能下地走动了，又走了。
我说：去哪儿了？
他摇头：线索断了。我托人查过，从那以后再没人见过他。但他临走前，给当时的联络站留了一封信。
我一激灵：信呢？
吴文杰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木箱，打开锁，翻了好半天，才从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但封口上的火漆还在。
他递给我：这封信是留给你的。
当时不能送，因为他在信里写的那个地址，是天津的一处旧邮局。
那地方当时已经废弃，后来也不归邮政管了。
怕信件落到外人手里，所以一直压在我这里。
我接过来。信封上没有写名字。可我在手里捏了捏，里面纸页不厚，轻飘飘的，像是一片秋天落下来的叶子。
我说：信现在能看吗？
吴文杰说：翠平同志，不是我拦你。
这封信，我也是刚拿到手不久。
里面写的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余则成同志特意指明要你亲自去取，我不便拆看。
你自己看吧。
我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叠成三折。我展开来，纸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字写得潦草，和他平时写字一样，用力过猛，笔画几乎要戳破纸背。
翠平，如你见到此信，速往天津旧城邮局，取我留给你的东西。
第二行字更短，只有四个字：
别担心我。
我盯着那四个字，眼泪差点砸下来。我赶紧仰起头，把眼里的热意压回去。吴文杰在旁边没有说话，屋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风刮树枝的沙沙声。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这信什么时候写的？
吴文杰说：落款是1952年2月。
我心里咯噔一下。1952年2月，也就是说，他受伤之后，还活着。他还能写信，还能安排好这些事。那他后来为什么又没消息了？
我攥着那张纸，指节都发白了：他要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吴文杰低下眼皮，声音也跟着低了：翠平同志，他在那个位置上，身不由己。
有些任务，开始容易，结束难。
我不好多说。
我只能告诉你，他要是没死，他总有一天会来找你。
他顿了一下：他要是死了……也该有个信儿。
我把信叠好，塞回信封里，贴身藏进棉袄的内兜。我站起来：天津怎么走？
吴文杰说：你坐火车，一天一夜就到了。
我嗯了一声。走到门口，我又停住脚，回头问他：吴同志，你说实话，照你经验，他这么长时间没消息，活的几率大不大？
吴文杰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桌上那碗凉茶，喝了一口，才说了句：余则成这个人，命硬。
我出了门。屋外的太阳挺大，照得人眯眼。我站在阳光里，把棉袄内兜里的信使劲按了按，像是把那两个字的温度按进了胸口里。
余则成，你等着我。
07
火车到天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我从站台上下来，腿又麻又软，一夜没合眼的后果就是脑子嗡嗡响。
我在站前的水龙头上洗了把脸，水冰凉冰凉的，激得整个人打了个寒颤。
天津旧城，找那个邮局。
我问了几个路人，拐了好几条巷子，终于找到了一栋灰砖砌的两层小楼，门楣上还挂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牌子，上面字迹已经模糊了，只能勉强认出一个“邮”字。
门锁着，锁头却是新的。
我心里一动。我四下看了看，巷子里没人。我伸手拧了一下那把锁，纹丝不动。我又试着推了推门板，厚实的老木头，推不动。
我围着楼转了一圈。楼后头有一扇窄窄的窗，窗台不高，木框已经朽了，轻轻一拽就开了一条缝。我用力把窗子推开，钻了进去。
屋里黑得很，一股陈年灰尘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黑暗，才看清周围堆着好些旧木箱子和杂物，积了厚厚一层灰。
我蹲下身，手指在蒙灰的地面上摸索，摸到一块松动的青砖。
我心里跳了一下，用力把那块砖撬开。
底下有个小坑，里面放着一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
盒子没上锁，我轻轻打开盖子。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了起来。照片上是个穿灰衣服的男人，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可眉目之间透着一股沉静。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没敢用手去抹，怕把照片擦花。我捏着照片的边角，呜呜地哭出声来。哭了不知道多久，我忍住泪，把照片翻了过来。
背面有两行字。字迹很淡，像是写的时候笔已经快没墨水了，但笔画还是那么用力。
翠平，任务未完。尚不能归。若你看到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好。
落款：1952年3月。
我反反复复把这两行字看了好几遍，不放过任何一个笔画。他说任务未完，他说尚不能归。他没有说自己还活着还是死了，可他写了“一切都好”。
那就是活着。
他写了“我一切都好”，那他肯定还活着。
我要是这么想，心里就能通顺一点。
可我又想，1952年3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这一年多，他又经历了什么？
是不是又受了伤？
是不是在哪一个角落里，还过着他那紧绷绷的日子？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贴着贴着，感觉胸口那块地方的衣裳都被浸湿了。我蹲在黑暗里，一直蹲到腿麻，才撑着自己站起来。
我收好照片，从原路钻出去，又小心地把窗子关好。巷子里风不大，远处传来早市卖早点的吆喝声。我肚子饿得咕咕响，可我一点也不想吃。
我沿着巷子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看那栋灰砖小楼。我从兜里摸出那只木头小鸟，攥在手心里，使劲捏了捏。
余则成，你让我别担心你。你说话要算数。
我坐当天下午的火车回了县城。
一路上，我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
每次看，心里那股又苦又涩又有点踏实的东西都会翻涌上来。
他活着，他在等我。
那我就不急了。
我等着他回来。
可人心里总有事放不下。为什么他不能联系我？明明都过了那么久了。任务再难，也不至于连报一声平安都不行吧？
这个念头像根刺一样卡在我心里，从天津一路扎回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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