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北京的会议室里，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和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增长”二字的分量。温铁军认为，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高层并不是等到中美关系恶化之后才考虑转型，而是在更早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外部环境不会永远宽松。
“不能只看速度。”当时政策讨论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思，是经济发展必须更稳定、更协调，也要减少对资源消耗和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科学发展观随后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判断的制度化表达。
温铁军把“新冷战”的起点追溯到1998年前后，依据并非某一场公开冲突，而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199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承受巨大冲击，中国也面临出口下降和金融风险压力。
中国最终没有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金融稳定等办法稳住了局面。这件事给外部世界留下了清晰印象：中国不再只是承接低端制造的经济体，而是拥有较强政策动员能力和完整工业基础的大国。
有意思的是，冷战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1946年2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提出“铁幕”概念。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美苏两大阵营的长期对抗由此逐渐成形。它不仅是军备竞赛，也包括经济援助、科技封锁和舆论对立。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存在严重困难，中美之间因此保持了较深的经贸联系。中国也借助全球化获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外贸体系迅速壮大。
但摩擦并没有消失。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北约误炸；2001年4月，中美军机在海南岛附近发生撞机事件。这些事件虽未演变成全面冲突，却说明双方在安全、战略和主权问题上的信任十分脆弱。
“真正的变化，不只是贸易数字变化。”温铁军所强调的，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展现出的韧性，开始触动美国原有的分工设想。美国希望中国更多承担生产环节，而金融、核心技术和高端产业仍由美国及其盟友掌握。当中国不断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矛盾自然会集中爆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前后提出“亚太再平衡”，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安全合作，并重新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存在。此后，南海、台湾和高科技领域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地带。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竞争进一步公开化。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力量”，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又把大国竞争放在安全政策的重要位置。贸易关税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更深的是芯片、通信设备、人工智能和供应链控制。
华为事件便是一个典型切口。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参与部分通信网络建设，并推动盟友采取类似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试图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战略压力。中美争议由此从商品贸易，扩展到产业政策和发展道路。
2020年7月，中国外交部曾回应有关“新冷战”的提问，明确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这个表态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对外部压力退让，而是说明北京对竞争与冲突作了区分：可以竞争，但不能任由竞争滑向全面对抗。
中国高层从2003年开始强调科学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后来又持续推动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并非偶然安排。其背后有一层现实考虑：一个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不能把关键命脉长期寄托在别人的供应、技术和金融体系上。
这种准备也经历了代价。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方债务、产业升级、区域差距和就业压力，都会在过程中显现。遗憾的是，外界常把中国的自主选择简单解释成“扩张”，却忽略了中国更关心的是发展空间是否稳定、产业链是否安全。
2018年以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贸易谈判、科技限制、涉港涉疆议题以及台海和南海问题相互叠加。美国希望压低中国的增长速度，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中国则要求维护正常发展权，并保留对外部制裁进行反制的能力。
新冷战与旧冷战并不完全相同。今天的中美经济仍有广泛联系，双方不是彼此隔绝的两个阵营，金融、贸易和人员往来也远未彻底中断。正因如此，竞争更像是围绕技术、规则、产业链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长期较量，表面没有炮火，压力却深入企业、市场和国家战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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