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刚刚毕业的谭善和接到一项安排：到特科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组织上的信任，可谭善和听完却沉下了脸。他此前已经三次负伤，几次从战场上捡回性命，心里憋着一股劲，只想再回前线。

他当场表态：“枪毙了我也不去！”

这句话听着冲，背后却不是任性。谭善和参加革命较早，长期在部队基层作战，习惯了枪声、行军和近距离拼杀。所谓“特科”，主要承担隐蔽战线和特殊任务，危险并不一定少，但工作方式与冲锋陷阵完全不同。对当时的谭善和而言，离开部队，便像是离开了自己的位置。

领导没有责备，反而笑着说：“谁舍得枪毙谭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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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玩笑，把僵局化开了。组织最终同意让他回到作战部队。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敢顶上去，也敢把话说透；而上级看中的，正是这种关键时刻不退缩的劲头。

抗战初期，山西安泽一带战事紧张，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都在前线活动。部队需要增援时，特务团的团长、政委一时都不在，能够立即带兵出动的干部并不多。

谭善和没有等命令层层落实，主动提出带第二营支援。问题随即摆在面前：这个营多是新兵，武器缺乏，弹药也不充足。有人担心仓促上阵会吃亏，谭善和却把手往桌上一拍：“没有枪，就到敌人手里去取！”

话糙，理却实在。八路军在抗战初期装备落后，武器补充不能只靠缴获，但缴获又必须靠战斗争取。谭善和带着部队抓住日军部署尚未稳固的机会突然投入战场，打乱了对方的节奏，随后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缓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这场战斗的价值，不只是解了友军之围，更让许多新兵第一次明白，装备不足并不等于只能被动挨打。战术、胆量和临机处置，同样能够改变战场局面。朱德得知战果后，对这种以小博大的打法颇为赞许，称谭善和很会打“便宜仗”。

这里的“便宜”，不是占便宜，而是用较小代价换取较大成果。对当时的八路军来说，一支步枪、一箱子弹都十分珍贵，能缴获就意味着多一个战士拥有武器，也意味着部队多一分持续作战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谭善和后来被安排到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门，负责的仍是“从无到有”。前线要枪、要炮、要弹药，后方却常常缺设备、缺运输工具、缺熟练人员。后勤工作看不见硝烟，却决定着前线能不能打下去。

他没有把困难挂在嘴上，而是组织修械、筹集物资，想办法打通运输环节。时间一长，原本捉襟见肘的后勤部门逐渐建立起生产和补给能力，甚至有其他军区来调取弹药。部队里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有谭善和在，弹药好像能凭空变出来。”

这类评价当然带有夸张成分，却道出了他的特点：善于动手，敢于试错，不把“没有条件”当成停步的理由。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得到过海外进步人士捐赠的一辆摩托车。车送来了，却没人会驾驶，大家一度准备把它转交给别的单位。谭善和围着摩托车看了几圈，说：“不会就学。”

他把驾驶当成一项新任务，抽空摸索，摔倒后再爬起来。经过反复练习，终于掌握了要领。后来，他骑车从山东日照出发，长途赶往河南旧范县，将这辆车送到冀鲁豫边区政府。对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这趟路绝不轻松，摩托车也因此真正发挥了作用。

1952年，朝鲜战场上的交通运输线遭到美军飞机和炮火持续破坏，志愿军工兵指挥体系需要一名既懂工程、又有战场经验的负责人。谭善和从西南交通工地调往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司令员。

到达前线后，他很快发现，单靠伪装和抢修，很难彻底解决空袭威胁。于是提出一个朴素办法：既然地面线路容易暴露，就把运输线向地下延伸。部队大量开挖坑道、交通壕和掩体，把人员、弹药以及部分物资转入地下，形成了复杂的运输和防护体系。

工程兵没有飞机，也没有制空权，只能用土木工程抵消火力优势。坑道越挖越深，线路越修越密，志愿军的运输能力逐渐恢复。美军曾对这种在猛烈轰炸下仍能维持的后勤体系感到困惑，前线公路被炸断，地下通道却让补给继续向前推进。

上甘岭战役发生于1952年10月至11月。战斗期间，谭善和指挥工兵抢修道路、开设隐蔽通路，使弹药和物资能够更接近阵地。那不是一条普通公路，而是在炮火覆盖下反复施工、反复抢通的生命线。工兵往往刚修好路面，敌机和炮火便再次落下，只能连夜补修。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谭善和为何能从一个不愿去特科的前线干部，成长为工程兵部队的重要领导者。他的本事并不限于带兵冲锋，修械、运输、筑路、挖坑道，同样被他当作战斗来完成。

回国后，谭善和先后担任解放军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领导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6月22日，谭善和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