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北京西山，叶剑英把张爱萍请到住处谈话。两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友，彼此了解很深。可这一次，叶剑英没有绕弯子，见面便问：“怎么了？反反复复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没有马上回答。
这不是推辞，更不是对组织安排有意见。经历过多年磨难之后，他的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明显创伤。心脏不好，腿伤未愈，长期受压抑的生活也让他对重新担任要职有所顾虑。对于一个刚刚从风雨中走出来的人来说，这种迟疑并不难理解。
张爱萍是国防科技战线的重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参与导弹、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担任核试验现场指挥。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导弹和核试验事业不断推进，这些工作中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特殊年代的冲击，使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受到严重干扰。张爱萍因坚持原则受到迫害，长期离开工作岗位。1972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关心下，他恢复自由。可重新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心中的伤痕立刻消失。
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张爱萍重新公开露面。有人替他高兴，他却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把你放出来，难道还要感谢强盗吗？”这句话很重，却也说明了他的态度：个人遭遇可以放在一边，但对那段历史造成的伤害，他没有轻易忘记。
1975年，中央决定让张爱萍重新主持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叶剑英和邓小平都认为，国防科委当时积压的问题很多，科研计划被耽误，管理秩序混乱，急需熟悉情况、敢于负责的人来整顿。
张爱萍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他对叶剑英说，自己的腿还在治疗，身体状况不佳，暂时不适合工作。叶剑英看出了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劝道：“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
张爱萍沉默着。
叶剑英没有强行逼迫，只是把要求放低：“如果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半天班也可以，一天来两个小时也行。”这种安排，看似是在照顾身体，实际也是在给张爱萍一个重新走进工作现场的台阶。
后来，张爱萍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1975年3月，他重新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并恢复副总参谋长职务。上任后，他没有先坐进办公室，而是带着人员直奔七机部。七机部主要承担航天工业任务，是国防科技体系中的关键部门。
那里的问题不少。
张爱萍逐项了解情况，找干部谈，也找科研人员和工人谈。他拖着受伤的腿奔波在试验场和基层单位，有时还要带着氧气袋，以防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劝他慢一点，他只说：“时间不能再丢了。”
在他的推动下，科研生产秩序逐渐恢复。1975年7月，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尖兵一号卫星成功；同年10月，我国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1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并成功回收。这些成果，既是技术积累的结果，也离不开组织协调和管理整顿。
张爱萍在一次会议上讲得很直白：“我们过去有过宝贵的时间，却把它丢掉了。现在要把时间抢回来。”他要求把大多数科技人员团结起来，少争论，多办事，把被打断的工程重新接上。
可是，局势并没有因此立即稳定。1975年底，张爱萍身体恶化，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工作也再次受到影响。叶剑英得知后打来电话：“你沉住气，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随后，他要求医院认真治疗、加强护理，并限制无关人员干扰。
这份保护，张爱萍一直记在心里。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国家经历了极其沉重的变故。同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政治局势开始转折。到了1977年，国防科技事业的恢复被重新提上重要位置，叶剑英再次想到张爱萍。
徐立清先去做动员工作。张爱萍听后，感谢叶剑英多年来的保护，却仍然没有立刻答应。直到西山谈话，叶剑英才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怎么了，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回答：“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我的心脏不太好。”
叶剑英没有停留在个人身体上，而是谈到国家国防力量的现实需要，尤其提到洲际导弹工程。这个目标，正是张爱萍1975年重新工作时重点推动、却未能完成的任务。
话说到这里，张爱萍的态度变了。他说：“服从组织安排。”
叶剑英笑了：“这才是你张爱萍。”
1977年，张爱萍再次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并出任副总参谋长。他没有把这次复出看成个人职位的恢复，而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到工程和试验上。1980年5月，我国进行了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导弹按计划飞抵预定海域。这项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张爱萍后来主持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工作，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办事风格：该参加的会议一定参加，与职责无关的事务则不愿虚耗时间。邓小平曾半开玩笑地说，军队里有两个“惹不起”的人，张爱萍就是其中一个。
这句话背后，并非说他故意强硬，而是说他认准了国防建设这件事，就不肯敷衍，也不肯把时间耗在空转上。1987年，77岁的张爱萍退居二线。此前数十年，他始终把导弹、核试验和航天工程当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哪怕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也没有把责任交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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