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走进欧洲的两百年：白银王后与走私船（1720–1834）（下集）|世纪|伦敦|白银|茶叶|走私

咱先回顾一下之前的事儿哈。上集说到，在1560年代那会儿，茶叶的消息刚传到欧洲，荷兰人就下了第一单，茶叶是以“万能神药”的身份进入欧洲的。到了1662年，凯瑟琳王后把喝茶的习惯带进了英国王室，茶叶一下子就成了身份的象征。到1721年的时候，英国一年进口的茶叶超过了一百万磅，咖啡完全竞争不过它，败下阵来啦。

接下来呢，茶叶要从那些上流人士的社交沙龙，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厨房了。不过呢，挡在它前面的，是一把税率高达119%的“税刀”。

18世纪英国海岸的茶叶走私（插画）。119%的重税之下，月色中的隐蔽海湾成了走私船的天然码头。

一、金税时代（1720–1784）

茶越普及，政府越眼热。

为应付连年战争，英国茶税一路加码：

1772年为64%，1777年涨到106%，到1784年竟高达119%。（《茶的真实历史》，梅维恒、郝也麟著，第十四章）

119%的税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合法渠道每卖出一磅茶，国库拿走的比茶本身还贵。经济学的常识开始应验：当守法成本高到一定程度，违法就成了产业。

据估计，18世纪70年代，每年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多达七百万磅（约三千二百吨）——而同年正常贸易的进口量才五百万磅。

专营茶叶走私的商船多达二百五十余艘。从广州扬帆起航的法国、荷兰、葡萄牙、丹麦、瑞典商船，有一半实际上是以英国人的茶杯为卸货港。

法国人从1720年起把茶叶成批偷运进英国，上百匹马组成的驮队司空见惯，苏塞克斯郡的农民甚至专门挖了地道运输茶叶。

二、英国茶叶走私的众生相

这不是小商小贩的地下经济，而是武装化、组织化的产业。

最臭名昭著的当属豪克赫斯特帮——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恶棍。

1746年，该帮与温纳姆帮联手走私十一吨茶叶，因分赃内讧挑起恶战。

1747年9月22日，海关在多塞特附近截获其两吨私茶，恼羞成怒的走私分子竟纠集人马洗劫了普尔镇的征税所，公然夺回赃物。村民丹尼尔·蔡特因为指认了其中一名暴徒，惨遭鞭笞，随后被系在马后拖行，断手断足后扔进井里，坠石而死。这些走私分子的凶悍，使告密成为赌命——"就像在西班牙试图挑衅宗教法庭一样"。

走私也有"技术含量"。亨利·肖的《走私时代和走私之道》一书中收录了一套特制行头，茶叶走私客穿上它，可以在衣服里夹带三十来磅茶叶。

与走私并行的还有造假，而且造假者是本国人。

1725年，英国政府出台第一份《英国伪茶法案》；1730年又规定，凡在茶叶中掺杂山茶叶、糖、黏土甚至木屑而以"正宗茶叶"出售者，处十英镑罚金。

但假茶依旧泛滥：据估计，1777年以前，英国每年销售的一千二百万磅茶叶中，约有两百万磅是黑刺李、接骨木、山楂、白桦、白蜡树的树叶冒充的。

一位调查者记录过当时的伪茶工艺：把白蜡树叶晒干烘烤，用脚踩碎过筛，倒入硫酸亚铁和羊粪，摊在地上晾干即成——方圆八到十英里的小村庄，一年就能"生产"二十吨。

连真茶也卷进了造假链。欧美茶客认为上等绿茶应泛一点浅蓝色，中国茶农便在最后一次烘烤前加入普鲁士蓝和石膏粉染色。

多年后罗伯特·福钦在茶区亲眼见到这道工序，茶农坦然承认：无添加的茶更好，自己从来不喝染色的，"不过洋人似乎更喜欢茶叶里混一点普鲁士蓝和石膏粉，以使茶叶看起来质量更好……这样的茶叶能卖更好的价钱"。

三、舆论战第二回合

茶向下渗透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知识精英的激烈争吵。

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在经历了二十七年嗜茶如命的生活后，于1746年8月痛下决心戒茶。两年后他在《致友人书·论茶》中写道：戒茶后，手麻的毛病彻底告别，"我的手和十五岁时一样平稳"，而且一年节省开支五十多英镑。他坚信喝昂贵的进口茶而不喝本地草药是一种罪过，浪费了无数本可接济穷人的钱财。卫斯理的信念坚如磐石，身体却先撑不住了——十二年后，他遵医嘱恢复了喝茶。陶瓷名匠乔舒亚·威基伍德特地为他定制了一把半加仑的大茶壶。

旅行家乔纳斯·汉韦比卫斯理走得更远。这位把雨伞介绍到英国、三十年如一日在雨天伦敦街头展示雨伞的怪人，1756年在游记里附了一篇《论茶》，痛斥喝茶"荼毒生灵，阻碍经济发展，陷国家于潦倒"，甚至把女士红颜早逝也记在茶的账上。

词典编纂家萨缪尔·约翰逊拍案而起。他自称"顽固无耻的铁杆茶客"："二十年来，每餐必以茶汤佐饭，茶壶无时不热。每天傍晚，以茶打发消遣时光；每天午夜，以茶抚慰难合之眼；每天黎明，以茶迎接东升初阳。"谈到自己编纂的《英语词典》，他戏称："这不过是魔鬼的宝藏，而茶开发了这些宝藏而已。"

评论家伊萨克·伊斯雷利的一段评述，可以替这场争吵作结："这一伟大植物为人们接受的过程，宛若真理的形成。一开始总是无人问津……在推广过程中还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在名声渐渐大起来时人们还会诋毁它；最后自然会以胜利告终，从宫廷到乡村赢得喝彩一片。"

四、从茶苑到工棚：茶的社会征服

争吵归争吵，茶已无可逆转地渗入英国社会的每一层。

上流社会有茶苑。1732年，沃克斯豪尔茶苑向公众开放；十年后，切尔西的拉内勒夫茶苑开张，园内圆形大厅直径约五十米，门票半个克朗。人们在这里听亨德尔的音乐，看表演，在灯影小径上漫步，就着黄油面包喝一杯茶。田园诗人萨缪尔·罗杰斯描述："茶苑井然有序，安静极了。"茶苑还是传奇女子的登场处——出身铁匠家的爱玛·哈特，幼年做过奉茶侍女，后来成为名画《爱德加街上的侍茶女》的模特、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恋人。

普通人家有壁炉边的茶。诗人威廉·古柏在长诗《任务》里写下了英国式家庭生活的标准画面："拨旺炉火，锁紧百叶窗，垂下纱帘，沙发围成圈。茶汤已沸，茶釜丝丝响……茶水浓酽不醉人。"

工厂里也有茶。工业革命时期，经营不错的工厂老板会给工人一段喝茶的工歇，让他们在长达十四小时的重复劳作中得到片刻休息。有人认为，工业革命里茶功不可没：没有茶，工人无法忍受"撒旦工厂"里机器的轰鸣；煮沸的茶汤还意外承担了公共卫生功能——在拥挤的城市里，喝开水泡的茶挡住了以水为媒介的瘟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年均茶叶进口已达两千三百七十万磅（1801年数），而价格在一个世纪里将从五先令十便士一路降到八便士。

茶甚至成了戒酒的武器。1833年圣诞节，禁酒运动发源地普雷斯顿举办盛大茶会，巨大的茶锅能盛二百加仑茶水，四十名完成戒酒的人系着印有"戒酒"字样的围裙，向一千二百名参加者端茶送水。英语"禁酒"（teetotal）一词，就于1834年诞生在普雷斯顿。

五、1773：波士顿港倾茶-美国独立的导火索

走私、造假、争吵、普及——所有线索拧成一个死局，最终由政治解开。

茶税引爆的第一声惊雷，不在伦敦，在大洋彼岸。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让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直销积压的茶叶，倾销的价格连走私茶都抵挡不住，殖民地商人的生计被连根拔起。11月28日，装着一百一十四箱茶叶的"达特茅斯"号抵达波士顿，当地人随即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12月16日傍晚，在要求货船离港的申请被总督哈金森拒绝后，一小群人冲向港口，高呼："波士顿港今晚成为大茶壶！莫霍克人来了！"当晚明月高悬，偷袭者把三艘货轮上的武夷茶悉数倾入大海。（《茶的真实历史》第十四、十五章）

波士顿倾茶事件（插画）。1773年12月16日夜，伪装成莫霍克人的波士顿人把三艘货船上的茶叶倾入大海。

波士顿人拒绝的不是茶，是税背后的政治安排。

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83年战争结束，英国永远失去了美洲殖民地。

而在本土，走私茶与假冒茶愈演愈烈，"俨然瘟疫"。首相威廉·皮特痛下决心，1784年颁布《茶与窗户法案》：茶税税率从119%骤减至12.5%，财政收入损失通过按每户窗户数量征收的窗户税弥补。

效果立竿见影：经海关进口的茶叶从1784年的五百万磅，猛增至1785年的一千三百万磅。此后英国卷入反拿破仑战争，茶税税率一度又上调到90%，但走私者的元气再也没有恢复。终身以报道茶新闻为业的记者丹尼斯·福瑞斯特在《英国人的茶》中写道："我们终于告别了茶叶走私分子……得益于贸易公司坚持不懈的默默进取，也得益于茶税的大幅下调，饮茶的风俗传到了联合王国最遥远的乡村，为生计发愁的人家也能喝上几杯热茶。"

一片叶子，被119%的重税逼进地道，又被12.5%的轻税请回阳光。茶叶普及的最后一道闸门，不是被商人撬开的，是被税率打开的。

六、白银的倒流

茶喝定了，一个大问题却再也绕不开：拿什么付账？

中国什么都不缺，只要白银。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五艘商船载着五十八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两白银来到中国——白银占其输华商品总值的97.7%；整个1708至1760年间，白银占公司对华出口的87.5%。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矿山里挖出的白银，经欧洲人的手，源源不断汇入中国。连植物学家林奈都忧心忡忡："除了把白银外流的大门关上，再没有更高尚的事业了。"

清初的广州港。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几乎全部经这一口进出：西洋商船载着白银而来，装满茶叶而去。

这条白银河在战争年代断流了。七年战争（英法等国）（1756–1763）切断了远东的白银供应。

1764年，资金枯竭的东印度公司被迫向澳门的私人银行家紧急融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9–1785），从英国输往中国的西班牙银元一个都没有。

白银没有了，茶叶的需求量却还在涨。东印度公司找到的替代品，是鸦片。

早在1720年，印度科罗曼德尔的几箱鸦片就已运到澳门；1729年，雍正皇帝明令禁止鸦片进口，公司便改由私商出面，贿赂珠江沿岸的腐败官员卸货。

1750年，一箱鸦片在广州售价白银三四百两；1767年，抵达澳门的葡萄牙商船"顺风"号所载货物"除了鸦片，还是鸦片"。

1784年运到澳门的鸦片是七百二十六箱，1828年猛增到四千六百零二箱，1830年达到一万八千七百六十箱。

贸易的天平就此倒转：19世纪前十年，中国还享受着两千六百万美元的巨额顺差；1828至1836年，中国变成逆差三千八百万美元。鸦片成为19世纪最具价值的商品。

后来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在日记里坦承："对于我的国家向中国实施的罪恶行为，我深为担忧，上帝会因此惩罚英格兰。"鸦片贩子威廉·查顿则在给朋友的信里嘲讽自己的国家："除了茶和滚滚财源，善良的英国人再也想不出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一片茶叶，就这样把三个大洲焊进了一个畸形的循环：

英国的银子买中国的茶，印度的鸦片换中国的银子。账是平了，代价写在了别处。

七、1834年的门槛

伦敦并非无人看见这套循环的脆弱。

1793年，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第一任使节来华，期望中国减少贸易限制、开设使馆。

因拒行三跪九叩礼，使团一无所获。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复信中写道："（天朝）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但马戛尔尼做了另一件当时无人留意的小事。使团南下行经产茶区时，他记载："总督大人特许我们带走几棵茶树苗。树苗根部裹着一大坨泥。我非常中意这些树苗，会设法把它们带到孟加拉去。"树苗下落不明，而使团采集的茶树种子确实送进了加尔各答植物园，在著名自然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的照料下发芽生根。大英帝国已经开始认真盘算一个念头——这叶子，能不能自己种？

1834年，答案揭晓的前夜，运行了二百三十四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正式废止。在此之前，坚固却笨拙的"东印度人"商船往返广州与伦敦一趟需要八个月，新茶总要十月以后才能运抵广州装船；在此之后，自由商人蜂拥而入，速度成了生命线——专为运茶而生的快剪船即将登场，十几年后，满载新茶的快剪船七月底就能从黄埔起航，伦敦明辛街的茶叶拍卖会成为全球茶叶贸易的中心。

回头看这两百年：一个波斯商人在威尼斯的餐桌上预言，茶将让欧洲的商人改行；1834年，预言全面兑现。茶从药柜走进王宫，从王宫走进千家万户，把帝国的财政、税收、外交乃至战争，都绑上了自己的枝叶。

一片东方的叶子，被欧洲改造了三次身份：药、奢、盐。而每一次改造的发动机都不是茶叶本身——第一次靠医学论战完成的市场教育，第二次靠王后与王室的示范效应，第三次靠税率与垄断制度的政治开关。欧洲人学会了泡茶，更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喝：加奶、加糖，配银壶与瓷杯，围坐在自家的壁炉前。他们最终忠诚的，不是远方的原产地，而是自己发明出来的那一套仪式。

1834年垄断废除的那个春天，伦敦码头上的人在等更快的船，加尔各答植物园里的人在等更壮的苗。下一个问题已经摆上台面：如果茶叶可以在别的地方种出来，中国怎么办？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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