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上海黄浦江畔，陈赓与杨登瀛在一艘小船上秘密会面。表面看，这是两位旧相识的闲谈；实际上，谈话内容关系到中共中央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安排。

杨登瀛并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公开参加革命队伍。他早年留学日本，熟悉日语，社会关系复杂，既能接触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也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保持联系。正因为身份特殊，他后来成了一个在敌我之间周旋的“双面特工”。

1926年前后，杨登瀛结识了陈养山。陈养山曾向他学习日语，后来两人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杨登瀛得知陈养山是共产党员后，并未因此疏远，反而在一些事情上给予掩护。

1928年，陈养山在浙江从事农民运动受挫，转赴上海寻找落脚之处。杨登瀛没有推脱，把他接到北四川路的家中暂住。春节临近时，杨登瀛还对他说：“住下吧，外面不方便。”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体现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也就在这段时间，杨登瀛遇到了一个棘手选择。杨剑虹等人准备在上海筹建国民党方面的调查机构，希望吸收他参与办案。这个位置有实权，也有危险。一旦答应，他便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敌人；若是拒绝，又很难摆脱国民党方面的牵连。

杨登瀛没有自行决定，而是把情况告诉了陈养山。对地下党而言，这既是风险，也是机会。陈养山随即向上级报告，相关情况后来受到周恩来重视。经过分析，党组织认为杨登瀛虽然身份复杂，但社会联系广、活动能力强，可以尝试争取。

问题在于，信任不能只靠口头表态。于是，周恩来安排陈赓与杨登瀛建立单线联系。陈赓本人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判断人很有经验。他没有要求杨登瀛脱离国民党机构，反而让他利用这个身份，把触角伸向上海国民党党部、警察机关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系统。

有意思的是，杨登瀛第一次正式向陈赓说明处境时，更多是在诉苦。他清楚，自己一旦进入国民党调查系统，身边就会布满监视；可若能掌握敌方动向，地下党便有可能提前得到消息。

陈赓对他说：“身份可以复杂，立场不能糊涂。”随后，党组织为他的活动提供经费，还设法解决交通问题，并派连德生以随从和保镖身份协助。连德生没有多少文化，却身手强健、胆大心细，能够处理上海街头各种突发情况。

这套安排很快发挥作用。1930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被关押于公共租界方面控制的场所。任弼时当时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敌人试图通过审讯和酷刑获取党的机密，情况十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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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得知消息后，找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巡捕兰普逊，请对方设法介入。由于此前已经经营了相关关系，营救行动有了突破口。兰普逊未必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但出于人情和利益，愿意给杨登瀛提供方便。任弼时最终获救，杨登瀛的作用不容忽视。

不止一次。关向应被捕后，敌方从他身上搜出文件，并要求杨登瀛协助辨认。为了避免机密暴露，地下工作人员刘鼎参与其中，将文件内容作了掩饰性翻译，使敌人误以为只是普通文稿。这个细节说明，杨登瀛身边的关系网，已经成为一条特殊的保护链。

然而，隐蔽战线最怕的就是叛变。顾顺章被捕后投降，掌握了共产党在上海的大量秘密，其中也包括杨登瀛的真实身份。陈赓得知消息后，冒险通知杨登瀛转移。杨登瀛后来被国民党方面拘押审讯，但没有供出关键情况，最终被释放。

此后，他在国民党方面的处境越来越差，生活也逐步陷入困顿。身份不能公开，旧关系不能再用，他只得降低存在感，在南京街头摆摊谋生。一个曾经出入调查机关、参与秘密行动的人，最终过起了普通小商贩的生活。

1951年，杨登瀛再次被捕。审查人员看到的是他与国民党机构有长期联系的经历，案件因此被送交处理。宣判时，他才当众说出隐藏多年的关系：“我和陈赓关系不一般，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这句话并非简单攀关系。陈赓确实是他的直接联系人，也清楚他当年为何进入国民党调查系统。有关方面两次致函陈赓核实情况，陈赓随后作证，说明杨登瀛与共产党合作的经过，以及他在营救任弼时等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在这份证明下，杨登瀛得到释放。对一个长期生活在真假身份之间的人来说，真正能够替他说清往事的，只有当年共同承担风险的人。陈赓没有忘记这段关系，也没有忘记杨登瀛曾经在上海地下斗争中承担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