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央红军正处在生死关头。湘江战役后的部队伤亡严重，下一步往哪里走，不能再靠机械执行旧有命令。遵义会议调整了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指挥核心，中国革命由此出现了重要转折。
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换了几个人负责作战，更在于军队开始形成一套能够独立思考、灵活应变的指挥机制。过去那种照搬经验、层层受命的做法，逐渐让位于实事求是、集中统一和机动作战。
有人谈到人民军队的发展，总会提出一个问题：众多开国将帅中，究竟谁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那个人？
答案往往各不相同。有人想到林彪，认为没有他，就难有东北野战军后来横扫东北、入关作战的局面；有人想到彭德怀，认为面对强敌和苦战，必须有这样的将领承担压力；也有人想到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他们分别在建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这些判断都有依据，却容易忽略一个事实：成熟的军队不能只靠某一位名将支撑。将领可以调动，岗位可以接替，作战方向也能根据形势重新安排。真正决定军队生命力的，是思想、制度和组织方式。
南昌起义发生在1927年8月1日，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行动。贺龙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叶挺、朱德等人也各有贡献。假如其中一人的具体位置发生变化，起义过程或许会不同，但武装反抗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因此立刻消失。
起义部队后来南下受挫，朱德、陈毅等人率部转战赣南、粤北，并在1928年4月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井冈山。井冈山道路也不是一支队伍、一个将领单独完成的，它同秋收起义部队、地方武装以及群众基础共同相连。
有意思的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本领之一，恰恰是能够在损失中补充，在变化中调整。一个指挥员倒下，会有人接替；一支部队受挫，会在新的地区重新组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许多将领的岗位都曾发生变化，军队却没有因此停止运转。
林彪在东北战场的作用不能低估。东北野战军从战略坚持到大规模反攻，经历了复杂的敌我变化，林彪和罗荣桓的配合也具有重要价值。但若把东北战局完全归结于某一个人，同样不准确。东北局的后方建设、地方干部工作、部队补充以及中央的战略判断，都是胜利条件。
彭德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屡任重职，尤其善于指挥硬仗。可是，人民军队并不只有一种作战风格。刘伯承长于运筹，徐向前善于在困难条件下组织歼灭战，粟裕对战役规模和战场节奏有独到把握。不同将领各有长处，才能形成互相支撑的整体。
毛泽东的重要性，则不在于亲自替代所有将领，而在于建立了让众多将领能够发挥作用的框架。1927年三湾改编后，党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落实到基层；1929年古田会议强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军队不再只是单纯的作战集团，而是有政治方向、有组织纪律、有群众基础的武装力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鼓励军队脱离政治，而是说明革命必须掌握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军队又不能成为个人或地方势力的私产。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安排共同限制了旧式军阀军队常见的离心倾向。
长征中的转折，也说明个人判断必须同组织机制结合。遵义会议并非凭空造就了胜利，而是在连续失利后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善于把战场情况、地方条件和敌我力量放在一起判断，形成了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敌等一整套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力量不断发展，靠的也不是某位将领的个人威望，而是敌后根据地、群众动员、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能够把各大战略区连接起来，既允许前线将领根据实际情况作战，又保持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协调，这种关系十分关键。
必须承认，历史并非离开某个人就一定无法前进。唯物史观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意味着新的力量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出现。但“可能出现”不等于“马上出现”，更不等于一定拥有同样的判断力、组织力和历史机遇。少了某位战将，战役或许会更艰难；少了毛泽东，革命军队能否及时形成成熟的战略和制度，答案就不能轻易作出。
所以，开国将帅中很难找出一个在所有岗位上都不可替代的人。战场需要不同类型的指挥员，组织也必须具备接续能力。真正难以替代的，是毛泽东把党的领导、军队建设、群众路线和战略指挥结合起来，构建出一套能够不断培养将领、修正错误并持续作战的体系。将星众多固然重要，能让群星各归其位的指挥中枢，更决定了这支军队最终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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