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没有真实交易的虚开，为什么有的诉了有的没诉：长沙四份处理结果里的四个变量|主犯|正负面清单|法院|滞纳金|真实交易|虚开|长沙

在长沙办理涉税案件这么多年，有一个现象反复出现：当事人拿来的案情看起来差不多，都是"没有真实交易的开票"，但最后的结果从不起诉到实刑，跨度很大。今天把近年长沙公开的四份处理结果摆在一起，看究竟是什么在决定走向。

先把四份结果摆出来

第一份，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的一起判决。一家劳务服务公司在四年间对外虚开普通发票六百六十三份，票面金额一亿一千二百余万元，法院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两名被告人分别担任法定代表人和会计，法院认定二人均系主犯，但承认其中一人地位作用相对较小，结合自首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本人案例）

第二份，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四名涉案人员均系民营企业经营者，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罚，并足额补缴了税款和滞纳金，未造成国家税收的实际损失，最终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第三份，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介绍他人虚开普通发票二十一份，价税合计二百零一万余元，因自首、无前科、情节轻微，同样获得不起诉。

第四份，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一百零五万余元，因自首并补缴税款获不起诉。但案件并未就此结束，检察机关随后启动行刑反向衔接程序，经过跨区域协作，由税务部门对企业处以罚款。

四份结果的数额从二百余万到一亿一千余万，相差五十倍以上，但处理结果并不是按照数额大小线性排列的。第一份过亿判了缓刑，第三份两百万不起诉。数额当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变量。

第一个变量：票开的是哪一种

这一点常常被当事人忽略，因为它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决定了案子的上限。

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在刑法上是两个条文。虚开专用发票适用第二百零五条，量刑基准是虚开的税款数额，法定最高刑可以到无期徒刑。虚开普通发票适用第二百零五条之一，量刑基准是票面金额，法定最高刑是七年。

两套标准的计算口径完全不同。专票看的是税额，普票看的是票面金额，同一笔业务用两套算法得出来的数字可能相差数倍。更关键的是，法定刑的上限摆在那里，后续所有关于取保、缓刑、量刑的讨论，都要在这个上限之内进行。

所以接到案子的第一步，不是算钱，而是确认发票种类。这一步如果一开始就错了，后面的判断会全部跟着偏。

第二个变量：开票的真实目的

这是四个变量里争议最大、也最值得投入精力的一项。

二〇二四年三月施行的司法解释确立了一条例外规则：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并且没有因为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这条规则的分量在于，它把判断重心从"行为长什么样"移到了"行为是为了什么"。企业为了拿到银行授信而虚增流水、为了完成集团考核指标而虚开，只要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论证空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需要如实说明的是，这条规则写在第十条，规范对象是专用发票那个罪名。它能不能直接套用到普通发票的虚开发票罪上，目前学理和实务上都还没有统一结论。有人从罪刑均衡的角度主张可以适用，理由是轻罪不应比重罪的门槛更严；也有人从法益的角度主张不能直接适用，理由是虚开发票罪保护的是发票管理秩序，这个秩序受损与有没有税款损失是两回事。

对当事人来说，务实的态度是不去纠结能不能直接套用，而是把目的的证据扎扎实实准备好。融资有融资的申请材料、授信文件、资金流水；业绩考核有考核办法、会议纪要、责任书。这些都是客观的、可以固定的东西，比口头解释有分量得多。

第三个变量：税款损失有没有被补上

前面第二份和第三份结果都提到了补缴，这不是巧合。

在涉税案件里，损失是否弥补是一个可以主动作为的变量，也是当事人自己最能控制的一项。补缴税款、缴清滞纳金、完成账务调整，这些动作在检察机关的裁量里是有明确分量的。第二份案件中四人全部足额补缴，最终获得相对不起诉；如果税款悬空，同样的案情未必是这个结果。

要提醒的是，补缴的时点很关键。越早做，能影响到的程序节点越多。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补，虽然仍有价值，但可争取的空间已经收窄了。

第四个变量：在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一份案件把这一点讲得最清楚。两个人，一个是法定代表人，一个是会计，法院认定都是主犯，但承认会计一方地位作用相对较小，量刑时作了区分。会计在庭上主张"我只是打工的、不是主犯"，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但"作用相对较小"这个点被采纳了。

这个结果给出两个有用的信息。第一，责任认定看的是实际作用，不是登记的职位，身份低不代表当然免责。第二，主犯之间仍然存在作用大小的比较空间，而且这个空间确实能落到量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