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养心殿,年仅五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主持下宣布退位。诏书落款仍是宣统三年,清朝却已经走到了尽头。多年以后,溥仪谈及这段往事时,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慈禧,而是反复提到一个名字:庆亲王奕劻。
这个答案,乍看有些出人意料。
在民间叙述里,慈禧几乎成了晚清衰败的象征。她垂帘听政,压制戊戌变法,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又在列强环伺之时沉湎宫廷权力。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入侵后,又签订《辛丑条约》。这些沉重后果,确实与她的决策密切相关。
但把清朝的覆亡完全归咎于慈禧,也未免过于简单。慈禧去世于1908年11月15日,辛亥革命爆发则是在1911年10月。她没有亲眼看到武昌城头的枪声,也没有直接主持清帝退位。真正处理清廷最后局面的,是一批仍掌握权力的宗室与大臣。
奕劻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
他是乾隆帝曾孙,爱新觉罗氏,后来承袭庆亲王爵位。与肃顺、恭亲王奕䜣那类拥有鲜明政治主张的人不同,奕劻给人的印象更多是圆滑、谨慎和善于经营关系。他长期在军机处、内阁等机构任职,1903年起担任军机大臣,后来成为军机处领班大臣。
这意味着什么?
清朝最后几年,许多重大事务都绕不开他的态度。财政紧张、地方离心、铁路风潮、立宪争论以及革命党活动,最终都要汇集到中枢处理。可奕劻最擅长的,并不是改革,而是维持自己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奕劻并非完全不懂西方,也并非没有接触过新政事务。清末新政时期,朝廷编练新军、兴办学堂、改革官制,表面上动作不少。但这些改革缺乏稳定的财政基础,也缺少真正能够承担责任的政治核心。制度一边改,旧有的权力分配却不愿松动,结果便出现了“新政”与腐败并存的局面。
奕劻身处其中,最受诟病的正是以权谋私。晚清官场盛行馈赠,想见军机大臣、谋求职位、推动事务,往往都要通过私人关系打点。奕劻府中门庭若市,寿礼、银票和古玩不断进入王府。关于他收受巨额礼物的记载,虽有不同版本,但其贪婪形象在当时舆论中早已形成。
溥仪后来回忆清室旧事时,对这位庆亲王十分厌恶,认为他只顾保全个人富贵,没有把国家危局当成自己的责任。溥仪曾用近乎责骂的口吻评价:“他把清朝卖掉了。”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准确反映了溥仪对奕劻的整体判断。
真正让清廷失去翻盘机会的,是1911年革命爆发后的犹疑与失措。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北洋军队和谈判主动权。奕劻名义上仍在中枢,但已无法控制局面,清廷实际上把军政大权交给了一个更有实力、也更有个人野心的人。
这一步极其要紧。
袁世凯一面与南方革命党谈判,一面向清廷索取更大权力;清室希望借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却利用战争和谈判,把自己放到了南北双方都必须依赖的位置。奕劻等人既没有能力整顿军队,也没有决断力重建财政,只能在保住皇室和保住自身利益之间反复周旋。
隆裕太后曾问:“还能保住祖宗的江山吗?”奕劻等人没有拿出切实办法,最后只能接受退位方案。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延续近三百年的清朝统治结束。
奕劻并不是清朝灭亡的唯一原因。鸦片战争以来的军事失败,财政崩坏,地方督抚坐大,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积累,皇权体制本身的僵化,都在推动王朝走向终点。慈禧的保守与专断,加速了危机;而奕劻的贪腐、庸碌和缺乏担当,则让清廷在最后关头失去了仅有的调整空间。
1917年,奕劻病逝。清室给他上谥号“密”,称“庆密亲王”。这个谥号没有留下多少荣耀,反倒与他在清末政局中的形象纠缠在一起:身居高位,却未能挽救危局;享尽权势,却没能承担权势应有的责任。溥仪记住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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