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北京，85岁的章士钊家门外贴上了封条，女儿章含之受到惊吓，老人却没有失去镇定。他没有争吵，也没有四处奔走，而是坐下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家中的实际处境，请求了解情况。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章士钊年事已高，更因为他曾是叱咤政坛、文坛的人物。这样一位经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人，在特殊年代同样要面对家庭财物被查封、亲属情绪失控等现实压力。
章士钊的一生，始终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早年留学日本，参与报刊活动，后来又赴英国求学。作为政论家和学者，他的文章曾在近代思想界产生影响；作为政治人物，他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都有交往，也曾参与南北之间的政治斡旋。
但他的私人生活，显然不像文章那样严整。
1909年，章士钊在伦敦与吴弱男结婚。吴弱男出身于安徽庐江吴氏家庭，是近代较早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之一。她在日本求学期间接触革命思想，后来还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并积极参与女权和教育活动。
两人的相识，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思想气息。吴弱男早已读过章士钊发表的文章，甚至将部分文字译成英文。后来两人在日本重逢，交往逐渐深入。有人曾认为，吴弱男对章士钊的影响，不仅在婚姻关系上，也在于她代表了新式女性对人格平等的要求。
婚后，吴弱男并没有把生活全部寄托在丈夫身上。她继续从事教育，也关心革命和社会改造。章士钊忙于政务与写作，夫妻二人的生活轨迹却慢慢出现分歧，尤其是在婚姻观念上，双方始终难以真正协调。
1919年前后，章士钊在上海结识奚翠珍。有关这段关系的记载，常与上海旧式社交圈联系在一起。章士钊希望给予对方名分，吴弱男却不能接受丈夫纳妾。她带着孩子离开，前往欧洲。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容易，却显示出她不愿以传统妻妾秩序维持婚姻的态度。
章士钊后来仍有新的婚姻安排。1941年，他60岁时与年仅26岁的殷德珍成婚，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很快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旧时资料对“妾”“续弦”等称谓并不完全一致，但年龄和成婚年份，在相关记述中较为集中。
有人只据此评价章士钊的私德，也有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把政治贡献与私人选择简单混为一谈。两种看法各有依据。不得不说，他在婚姻问题上的处理，确实与吴弱男所代表的新式女性观念发生了尖锐冲突。
章士钊与吴弱男虽长期分居，子女和旧日关系却没有完全割断。章含之后来成为外交工作者，曾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也在外交领域任职。正因为家庭成员各有经历，1966年的变故才显得格外突然。
封条贴上后，章含之情绪慌乱。章士钊劝她：“不要哭，先把事情弄清楚。”随后，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没有长篇辩解，重点是说明家庭遭遇和实际困难，这种处理方式与他多年来的政治经验有关：先把问题递到能够判断的人面前。
毛泽东看到来信后，要求周恩来了解并处理相关情况。周恩来随后过问此事，使章士钊一家的困难得到缓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章士钊可以置身于时代风暴之外，而是说明在具体处置中，中央领导仍会对一些特殊情况作出干预。
章士钊晚年仍未停止政治思考。1973年，他已92岁，身体和精力都很有限，却仍为国共关系和两岸接触奔走，并坚持前往香港。毛泽东、周恩来曾劝他不要远行，但他没有轻易改变决定。
出发一个多月后，章含之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章士钊的一生，既有政论文章中的锋利，也有婚姻生活中的争议；既经历过政局更迭，也在晚年遭遇家庭风波。1973年，他在香港去世，留下的并非单一面貌，而是一份交织着政治、学术、婚姻与时代冲突的复杂人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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