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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城郊村，当时叫大队。
那户人家在村里算得上体面。两口子都还不到四十，男人是大队会计，又是大队支委，正经共产党员；女人身兼妇女队长、大队支部副书记，同样是党员。在当年的乡下，夫妻俩双双在大队班子做事，那是很受人敬重的。家里就一个独生子，那年刚满十六岁。小伙子生得白净俊俏，个子窜到一米七往上，模样周正。可性子顽劣，坐不住板凳，念书不上心，偏偏痴迷枪。那时候大队有民兵排，配有步枪，一有训练，这孩子就凑过去，眼巴巴想摸上一摸。民兵们次次都拦着，跟他讲，年龄不到，枪支不是闹着玩的，真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这份责任。孩子心里痒痒，总盼着什么时候能亲手摸一回真枪。
这天午后，他正在自家后院玩皮球，球来球去玩得满头大汗。后院的院门虚掩着，冷不丁从外头走进来一个男人。那人穿一身仿制草绿色军装，戴一顶绿军帽，帽子上没有红星，衣领也没有红领章，瞧不出具体身份。看着约莫四十多岁年纪，面色微微发黄，面相看着和善，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
少年见有生人进来，停下手里的皮球，开口问：“伯伯，您找谁？”
男人目光落在他身上，笑了笑：“孩子，你是不是很喜欢步枪？”
少年一愣，随即眼睛发亮：“是啊伯伯，您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你要是喜欢，伯伯可以教你，只是这事万万不能叫旁人看见。”
少年满心欢喜，简直不敢相信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好事，忙不迭道谢：“伯伯，太谢谢您了，您为什么愿意帮我？”
男人淡淡说道：“我跟你们家祖辈，是老交情。”
这话少年也没细琢磨，满心都是那杆枪。跟着男人从后院侧门绕出去，一路往后山脚下的树林走。林子里树木茂密，人迹稀少。男人把步枪递给他，一开始并没有装填子弹，手把手教他握枪、瞄准。小伙子人聪明，学得很快，对着空地接连放空枪，“砰、砰”的空响在林间回荡。玩了好一阵子，男人跟他约好，明天中午还来这里，接着教他打枪。少年满口答应，欢欢喜喜独自回了家。
回到家里，他半个字也没跟父母提起。在他眼里，这是专属于自己的秘密。
第二天中午，少年准时赴约，又来到后山那片树林。那个男人已经等在树下。
男人对他说：“孩子，听我的，这回装上实弹打。”
少年心里犯了嘀咕，皱起眉头：“不远处生产队地里还有民兵干活，枪声传过去，被他们听见可怎么办？”
男人关怀地宽慰他：“你不用怕，他们听不见。你朝着那座桥上放一枪，桥上一个人也没有。”
少年被心里的兴奋冲昏头脑，也没再多思量，接过上好了子弹的枪，朝着那座桥的方向扣动扳机。
“砰！”一声枪响骤然炸开。
就在枪声落下的一瞬间，站在他身旁的那个黄脸伯伯，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就没有来过树林。少年站在原地，手里还拎着那支步枪，整个人都懵住了。
没等他回过神，山下传来汽车引擎轰鸣的声响。一辆敞篷吉普车顺着土路开过来，车上坐了四个人：军分区的副政委坐在副驾驶，后座是两名参谋，开车的警卫员。枪声很清晰，他们立刻就判断出枪声来自后山树林。车子停下，几个人从车上下来，朝着少年的方向喊话，叫他赶紧下来。
“你为什么朝着我们的方向开枪？子弹擦我们头上飞过！”
少年慌了神，手里的枪都险些拿不稳，急忙解释：“是一个伯伯叫我开枪的，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这边。”
一名参谋面色严厉，厉声呵斥：“分明就是你故意为之！你家是什么成分？跟我们回大队去说清楚！”
一旁的副政委心地仁厚，连忙拦住手下，低声劝道：“说到底还只是个半大孩子，批评教育一番就够了，不要苛责。”
一行人回到城郊大队部。大队书记已经闻讯赶来，见到军分区领导，连忙上前握手，让座倒水递烟。副政委把事情前因后果简单讲了一遍，临要动身离开的时候，神色严肃地叮嘱在场众人：“你们必须听我的话，好好教育一番这个孩子就可以。怎么说他也是贫下中农和我们党员的后代，年纪轻轻的，要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说完，副政委便转身往吉普车那边走。这时候大队书记连忙上前，叫住了负责给副政委开车的警卫员。
“首长同志，你看这件事能不能就在我们大队内部消化处理，不往公社上报？”
警卫员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他，叹了口气：“书记同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现在阶级斗争这根弦可不能松懈呀。你还有多少年退休？而且公社那边，据我所知正好在缺一个副站长的位置，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
这话听得大队书记心里沉甸甸的，掂量来掂量去，知道其中利害，再也不敢强求。
送走军分区的一行人之后，大队书记找到男孩的父母，把方才的情况原原本本跟夫妻俩说了。他没有提警卫员话里暗含升迁的那一层意思，只说上面的调子摆在这儿，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自己也是实在无可奈何。
两口子听完，只觉得天旋地转，可事已至此，他们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点头应下。
没过多久，公社的人就赶到了。几个人胳膊戴着红袖标，背着步枪。他们把一块写着字的木板挂在少年脖子上，一脚踹在腿弯，拿绳子把他捆了起来。一群人喊着口号，押着少年往公社走。少年的父母也一并被带走，隔离审查。
一番调查之后，夫妻俩保留党籍，但是被免去大队会计、妇女主任、大队支部副书记所有职务，降成普通社员。往日的荣誉、工作，一夜之间全部落空。
少年被押到公社的当天夜里，就被绳子捆住，关在一间空屋熬过一整夜。第二天，专门为他开批斗大会。台上一遍遍质问：“你朝军队首长开枪，安的什么心？你家是什么成分？是不是对当下的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
少年满脸是泪，哭着反复讲，是一个陌生伯伯给的枪，叫他扣的扳机。
台下的人哪里肯信，纷纷呵斥他装神弄鬼，搞封建迷信，追问那支枪的来路。少年依旧一口咬定，枪是那个男人带来的。
几轮问话得不到想要的口供，现场几个积极分子动了火气，拿着皮鞭、木棍，往少年身上抽打。少年的父母也被带到批斗现场陪斗，眼睁睁看着儿子受罪，心如刀割，却什么都做不了，只是不许动手打他们二人。
几番拷打，少年还是不改说辞。众人把他拖进旁边小屋，把人吊在房梁之上，扒下裤子，拿鞭子抽打屁股。孩子疼得哇哇大哭，惨叫声在小屋里面回荡。
这时候，有一个人提议，去隔壁公社把伪满警察遗留下来的夹棍和手摇发电机借来，用来上刑，不怕他不招。旁边另一个人于心不忍，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说到底，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终究没有动用那套老旧刑具，可皮肉之苦已经让少年受尽折磨。
这件事之后，少年没有再被游街批斗，但是交回大队实行管制。一家三口常常被派去干队里最脏、最累的劳改活计，时不时还要拉上大会接受批判。昔日那个活泼好动、眉眼明亮的少年，彻底变了个人，从此沉默寡言，很少开口说话，整日低着头，再也不提枪字。
岁月一年一年熬过去，周遭的年轻人陆陆续续成家立业，只有他一直单着。直到他三十六岁，才跟邻村一个死了丈夫、年岁三十多，长相普通的女人结了婚。一辈子过得平平淡淡，心底始终压着一重解不开的悔恨。几十年来，他反反复复回想当年后山树林遇见的那个黄脸男人，怎么也想不通，那个人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又为何凭空消失。
等到很多年以后，奶奶年事已高，听孙子把当年那人的样貌细细描述一遍，老人愣了半晌，才缓缓开口。
奶奶叹着气，断断续续说起，这些旧事，都是她已故的老伴，也就是男孩的爷爷，生前零零碎碎跟她讲的。
那还是旧社会，民国那阵子。男孩的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算是有点能耐的人，会做点小买卖，手里攒下几亩田地。那个仇家名叫陈守义（化名），家里原本也有几亩良田，两人本来还算是相识。后来遇上灾荒年景，颗粒无收，陈守义家里揭不开锅，老母亲又重病卧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来找太爷爷，想要把自家的几亩地典当出去，换点钱粮给老娘治病活命。
当初说好的，是典当，不是绝卖。说好等熬过荒年，陈守义凑够银钱，就可以把自家田地赎回来。可等灾荒过去，陈守义千辛万苦攒够了钱，上门想要赎回田地的时候，太爷爷却起了贪心，翻脸不认当初的口头约定，一口咬定当初是一次性卖断，不肯把地还给人家。
那几亩地是陈家全部的指望。地拿不回来，陈守义的老母亲没钱继续抓药，没多久就重病离世。家没了，老娘也没了，陈守义心里憋着一口天大的怨气，多次上门争辩，还去乡里找乡保说理。那时候世道黑暗，太爷爷手里有点钱财，上下打点一番，反倒占住了道理，陈守义告状无门，处处受排挤，在本地实在待不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
后来陈守义漂泊在外，一辈子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凄苦，心中的仇怨一直没有放下，临死之前，还念叨着这件旧事。
奶奶说到这儿，声音放得很低：“他活着的时候没能报得了这个仇，隔了几十年，才找上咱们家后辈。祸根，早在太爷爷那辈就埋下了，报应落到了孙辈的身上。”
这话一说出口，满屋都是寂静。
没有人说得清，当年后山树林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少年一时闯祸产生的幻觉，还是冥冥之中旧怨作祟。这件怪事，也就这么一代代留在城郊大队老人们的闲谈之中，成了一桩解不开的旧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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