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本分”：舆论监督才是传统媒体最硬的底气
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曾一针见血地批评：传统媒体频繁遭遇新闻翻车，根因在于“丢失了看家本领”——调查研究。“七分采三分写，变成了三分采，七分写。”他更尖锐地质问某些报社“悬崖勒马，不再参与舆论监督报道”，“这样的报纸还留着何用？”
“本分”二字，恰恰戳中了传统媒体困境的核心：丢掉的不是技术，而是算法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深入调查、舆论监督、守望公共利益。
一、绍兴样本：舆论监督何以成为“获奖富矿”
绍兴各广电视听平台开设《今日焦点》《行风热线》《呼叫941》《越牛调查》等舆论监督专栏，通过互动版块直接解答民生诉求。2023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舆论监督报道在一等奖中占4/30，二等奖占3/37，三等奖占4/53，全部获奖作品占比达9%。
更关键的是良性循环的形成。在嵊州，绍兴新闻综合广播关注耕地“非粮化”问题，采写报道获浙江新闻奖一等奖；完成29000亩耕地清理腾退后，又针对烘干能力不足采写系列报道，再次获一等奖——“舆论监督—问题解决—再监督”的闭环由此跑通。
这背后是评奖机制释放的清晰信号。中国新闻奖首次设立舆论监督报道奖项，评选办法明确要求这类作品应“揭示社会存在问题、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时代进步”且“富有建设性”。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委周勇指出，舆论监督是新闻舆论工作“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功能的重要表现，“监督的终极价值，在于让痛点变成改革的起点”。
二、光环另一面：县级媒体的“举步维艰”
与标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市县融媒体中心舆论监督节目的窘境。
县级媒体扎根基层，有情况熟、联系广的优势，但正因其“就近监督”，反而处境更难。舆论监督要批判“假、丑、恶”，“很容易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致使县级媒体舆论监督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选题难在“稳”——要反复推敲潜在风险，对记者大局观和法规政策熟悉程度要求极高；采访难在“近”——一旦被监督对象知悉，公关、施压、威胁接踵而来；播出难在“怕”——涉及官员乌纱帽，监督报道可能胎死腹中。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不少地方将舆论监督等同于“负面舆情”，地方媒体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困境中逐渐“自废武功”。
三、建设性监督如何“做对”
舆论监督不是简单的“为民请命”，也不是追求与职能部门分庭抗礼的“第四权”，而要有的放矢，搭起群众与政府的沟通桥梁。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事关中心工作大局的选题，是获奖热门。
守望公众利益。 选题应关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不拘泥于个体纠纷，而是寻求关系群体性利益的解决方案。医疗、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选题同样是获奖热门。
抓住核心事实。 曝光问题必须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否则监督站不住脚，甚至让媒体自身陷入被动。绍兴广播评论《民生实事不能沦为“面子工程”》聚焦民生项目未经调研即上马的问题，记者蹲点15个村、社区，采访50余名群众、近20名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干部、5名专家学者——大量一手调查让监督有了底气。
把握时度效、形成闭环。 各地经验表明，“问题曝光—解决落实—整改反馈”的闭合模式是监督落地的关键。诸暨《“政民e线直通车”》接入网络问政平台，嵊州《今日关注》同频共振，柯桥《焦点关注》做到“篇篇有反馈、件件有落实”。
四、回归本分：最清醒的生存策略
在传统媒体普遍承压的当下，“回归本分”不是保守，而是最清醒的生存策略。
舆论监督是传统媒体用“解决问题”的实效、而非流量来重建信任的核心能力——这正是算法和平台无法替代的。当一家媒体能够做到“看见百姓关切、看见政府行动、看见精彩蝶变”，它便守住了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也守住了活下去的尊严。
陈安庆的批评之所以刺耳，恰恰因为他说中了要害：传统媒体如果连舆论监督这个“本分”都丢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语”。而绍兴的实践表明，这条路不仅能走通，还能走出奖项、走出影响力、走出公信力。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敢不敢做、会不会做。媒体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敢于监督需要胆量，不畏艰难、不惧压力，敢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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