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2日，吉林四平，东北人民解放军炮火压向城垣。守军指挥官彭锷接连向外求援，得到的答复却是：“自力更生仍属十分之八，援军可靠者十分之二。”四平城内外，攻守双方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一座普通城市的争夺。
四平位于松辽平原腹地，铁路、公路在此交会，向南可通沈阳，向北连接长春、哈尔滨，西面又能联系辽西和热河。谁控制四平，谁就掌握了东北中部的交通枢纽。东北粮食、兵员和物资的调动，都绕不开这座城。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东北视为“生命之所系”，中共中央则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后，四平的战略价值迅速显露。1946年3月13日，苏军撤离四平，城内只剩地方武装和少量守军，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3月17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第一次四平战斗。东南方向的部队潜入市区，先后控制天主教堂、红十字会、公安局等要点；西南部队用爆破手段连续摧毁暗堡；北面部队突破后迅速向城内推进。战斗持续时间不长，3月18日，四平被东北民主联军控制。
这次攻城规模并不算大，却改变了东北局势。四平一旦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国民党军从沈阳向北推进的道路便受到阻碍。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明确要求杜聿明尽快夺回四平，并放出“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的强硬说法。
国民党军随即从沈阳、辽阳、铁岭等地展开推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和第五十二军等部队相继投入战场。到1946年4月，四平外围聚集了大批国民党军，兵力达到数十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则依托城市工事和外围阵地，准备打一场硬仗。
新编第一军装备精良，参加过缅甸作战，被国民党方面视为王牌。4月中旬，它从南、东、西三个方向逼近四平，炮火昼夜不停。守军依托街垒、房屋和野战工事顽强抵抗，外围的兴隆岭、大洼、金山堡等地，也不断牵制进攻部队。
有意思的是，四平守军真正面对的困难，并不只是敌军炮火。兵力不足、重武器缺乏、补给困难，都在一点点消耗防守能力。泰莱山一带，一个连队阵地被炮火反复摧毁，官兵便跳出残破工事射击；弹药耗尽，就从牺牲者和敌军遗体旁收集武器继续作战。
卫塔子山的战斗同样惨烈。一个营在营长、教导员相继牺牲后，仍然连续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冲锋。这样的坚守，为四平争取了时间，也给北满部队发展留下空间。但阵地战终究有承受极限，5月19日，东北局决定主动撤出四平，将作战方式转向运动战。
撤退并不等于失败。四平保卫战使国民党军付出较大代价，也暴露出其兵力分散、战线过长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退过松花江后整编部队，建立纵队和独立师，同时利用南满、北满之间的战略呼应，逐渐恢复主动权。
1947年夏季攻势展开后，东北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连续收复多座城市，切断和压缩国民党军的交通线。为了配合攻势，并进一步割裂沈阳与长春之间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于6月再次把目标指向四平。
这一次攻坚准备并不充分。6月11日，攻城部队攻占四平西郊机场，阻断守军空运。随后向市区推进时，却受到城防工事和守军火力阻挡。外围战斗安排、主攻方向判断以及对守军战斗力的估计，都出现不足。经过半个月激战，部队始终未能突破核心防线，6月30日撤出战斗。
两次攻打四平，一胜一失，背后反映的是东北战场力量的变化。1946年，国民党军凭借装备和城市据点占据优势；到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能够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并通过夏季、秋季攻势逐步扩大兵力和补给来源。四平仍在国民党手中，但它已经不再是稳固的战略支点。
1947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国民党军接连丢失外围据点。长春、吉林、沈阳之间的联系被严重削弱，四平逐渐成为孤立城市。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下达第三次攻取四平的命令，不到一周，城外据点陆续被肃清，守军退入城内。
这一次，攻城部队采取多路突破、向心攻击的办法，把主力炮兵集中到主要突破方向。3月12日清晨，总攻开始。守军等待的援军迟迟没有出现，附近的新一军、新六军自顾不暇，卫立煌也只能要求守军固守。激战23小时后，四平守军防线被突破，城市宣告解放。
四平前后四次易手，直接投入的部队并非始终达到“百万”之数，但从1946年至1948年，国共双方为争夺东北，先后调集的大量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后勤力量，确实形成了百万级别的战略较量。四平只是一个城，却牵动铁路、粮食、兵站和整个东北战局。它失守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沈阳、长春、锦州等孤立据点，东北战场的胜负已经出现根本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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