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陕北长城沿线，整编第36师军粮将尽，饮水也成了难题。师长钟松没有停下脚步，带着部队在沙漠和荒沟间急行。士兵渴得厉害，甚至只能饮用尿液解渴，他本人则徒步跟随队伍。几天后，这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榆林附近，迫使西北野战军撤去围城部队。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增援。钟松走的路线，避开了便于设伏的道路，也没有按照常规速度推进。他清楚，西北野战军最擅长围点打援，援军一旦行动迟缓，就会被分割包围。要想救出榆林，必须让对手判断失误。
钟松的厉害之处，恰恰不只是敢打。他善于计算行军距离、地形和敌我态势，常常在别人以为不可能的地方突然出现。也正因此，他在国民党军将领中显得很特别：有张灵甫式的强悍，却少了张灵甫那种受蒋介石器重的政治资本；有胡琏的机变，却没有胡琏背后的嫡系根基。
钟松原本有机会进入黄埔一期。1924年入学后，他突发重病，校医误诊，险些丧命。等身体恢复，一期学员已接近毕业，他只得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炮兵科。命运的这次错位，后来反而塑造了他的作战风格。
炮兵训练使他重视距离、火力与精确计算，转任步兵军官后，又学会了带兵冲锋和近战指挥。1932年，他升任第6旅副旅长；1933年，出任保定补充第2旅少将旅长。名义上是旅，实际编制和火力都接近一支加强师，这段经历让他较早获得了指挥大部队的机会。
抗战期间，钟松的勇名逐渐传开。1937年淞沪会战中，他在蕰藻浜一带率部作战，曾带敢死队冲击日军阵地，身负数处枪伤仍不退下火线。后来在独立第20旅作战时，他又利用佯装退却诱使日军深入，再集中兵力反击。
这种打法很冒险，却并非蛮干。钟松敢于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位置，也善于在混乱中寻找破口。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率第61师在固始、富金山一带阻击日军，部队几度转战，始终保持相当的战斗力。
真正让他声名大震的，是解放战争中的几次较量。1947年沙家店战役，胡宗南命令整编第36师追击西北野战军。钟松并非看不出其中可能有诱敌成分，但军令压在头上，部队仍被迫向前推进。
战斗很快陷入不利局面。整编第36师所属第123旅损失严重，钟松率第165旅一部在重围中寻找缝隙，最终突围而出。部队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全军覆没。彭德怀后来评价他“打不死”，这句话并不是称赞他的鲁莽，而是说他在绝境中仍能保存指挥体系。
同年10月，晋冀鲁豫部队围攻运城，钟松又率部北渡黄河，轻装穿越中条山，突然出现在运城方向，打破了围城部队的部署。连续两次从侧翼突入，使他成为西北战场上最难处理的对手之一。
1948年西府陇东战役中，钟松率部快速推进，曾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冲击西北野战军后撤部队。不得不说，他在运动战中的判断和执行力，确实高出胡宗南麾下许多将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太有主见、又不完全属于胡宗南嫡系的将领，往往很难长期获得信任。
早在榆林作战期间，钟松就曾对胡宗南的追击命令提出异议。他判断对手可能是假撤退，继续追赶容易落入伏击。胡宗南不接受，钟松只好执行，结果部队果然遭到打击。战后，他当面批评指挥失当，这种做法在军队内部极为犯忌。
蒋介石对此曾表示，抗命属于严重问题，即使打仗有本事，也未必能保住职位。对钟松而言，军事上的正确并不能抵消政治上的不合群。他既没有张灵甫那样的个人声望，也没有胡琏那样稳固的派系关系，战功越突出，反而越容易成为体系中的异类。
冯原战役后，整编第36师被围，钟松请求援兵未能及时得到支持，只能自行突围。部队付出惨重代价后脱险，他却因没有完全按照胡宗南的部署行动，被撤职留任。有人认为，部队损失本应由整体指挥承担，钟松却成了最方便的责任承担者。
离开一线后，他的军事生涯便难以恢复。国民党军撤往西南时，钟松曾任第5兵团副司令，提出过化整为零、转入游击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成都局势恶化后，他离开大陆，后来赴香港经营餐馆。
蒋介石和胡宗南都曾设法邀请他前往台湾，但最终没有成行。晚年的钟松移居荷兰，1995年病逝。那位曾在陕北沙漠中带兵疾进、又从沙家店重围中冲出的将领，最终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自己所属的军事体系逐步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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