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秋，湖北武昌城下，国民革命军第35军阵地上，一名年轻的政治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各部之间。他带来的不只是宣传品，还有进步书刊和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这个人叫段德昌，当时22岁。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第1师第1团第1营营长彭德怀。
彭德怀后来回忆，自己曾向段德昌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段德昌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年龄相近，却都在战火和时代转折中寻找出路。段德昌懂军事，也重视政治工作；他知道，一支队伍若没有明确目标，即使手里有枪，也很难走远。
段德昌1904年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父亲曾留学日本，回乡后从事教育。青年时期的段德昌接触新文化和进步书刊，先后在学校任教。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宣传，担任纠察队长。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
黄埔的经历并不顺利。由于参加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被蒋介石开除学籍。周恩来得知后，介绍他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段德昌投身北伐，在醴陵、平江、汀泗桥和武昌等战斗区域开展政治宣传。对他而言，战场不是单纯拼刺刀的地方，争取民众、瓦解敌军同样重要。
1927年大革命失败，许多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段德昌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湘鄂边一带，重新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农历除夕，他带人奔袭公安县桥头埠。敌营正在饮酒过年，他把长枪裹在青布里，伪装成扁担，挑着鱼肉接近营门。
哨兵问来人是谁，段德昌答道：“给傅营长送年货。”趁敌人松懈之际，队员缴械并控制营门，段德昌当场击毙傅祖光。外面同时响起土铳和鞭炮，营中的敌军误以为大队人马杀到，顿时四散逃跑。这次行动缴获枪支近80支，年关暴动由此打开了局面。
有意思的是，段德昌并没有把一次胜利看成偶然。他很快整合地方武装，率队进入洪湖，与其他游击力量会合。洪湖水网密布，芦苇荡相连，既给部队生存带来困难，也提供了隐蔽机动的条件。段德昌把地形、群众和小股部队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能够持续作战的根据地。
他总结出一套朴素而实用的战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说得直白，背后却是对敌我力量的准确判断。敌强时不硬拼，敌弱时迅速出击；不贪战果，不拿部队去赌。洪湖游击队正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站稳脚跟。
1929年以后，鄂西游击力量不断发展。段德昌参与整顿党的组织，推动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和士兵委员会，还重视军政训练与纪律建设。他亲自编写纪律歌，要求红军尊重群众、严守规矩。洪湖地区的红色武装，开始从临时队伍走向制度化建设。
1930年2月，红6军在监利汪家桥成立，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后来担任军政治委员、军长。同年，红4军与红6军在公安南坪会师，红2军团形成。段德昌率部攻占龙湾、新沟嘴、郝穴等地，使江陵、监利、石首、沔阳等地的红色区域逐渐连成一片。
他的指挥风格，往往从细节中见功力。一次作战，他佯攻华容高基庙，诱使敌军调兵增援，自己却迅速转向鲢鱼须，半小时内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部队又在陶家渡击溃敌军。夜袭、伏击、奔袭，都是洪湖水网环境下磨出来的战法。
1932年6月的新沟嘴战斗，是段德昌军事指挥能力的一次集中体现。国民党军分三路进攻，他判断敌军中路推进较快、两翼衔接不紧，便组织部队以逸待劳，突然发起猛攻，击溃范绍增所部。贺龙听完战况后称赞：“这个仗打得漂亮。”
遗憾的是，洪湖根据地后来遭遇的危机，并不只来自敌军。1932年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围剿”，湘鄂西党内又出现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错误。段德昌主张集中兵力、转到外线作战，却未被采纳。红军被迫分兵固守，后方力量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部队转移途中，段德昌率红9师承担阻击和断后任务，行军数千里。一次突围，红军把马蹄缠上棉布和稻草，战士不许说话、抽烟，也不准使用灯火，悄悄穿过敌军重兵封锁线。这样的安排，不靠侥幸，而是靠纪律和判断。
1933年，夏曦继续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段德昌公开反对，质问道：“你连党也不相信了吗？”他还建议返回洪湖，依托原有群众基础恢复根据地。由于坚持不同意见，他被诬陷为“改组派”，随后在湖北巴东县金果坪被捕。
贺龙等人曾反对处置段德昌，但最终未能阻止错误决定。1933年5月1日，段德昌在金果坪遇害，年仅28岁。临刑前，他嘱咐身边同志：“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忘记洪湖苏区人民。”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关错误路线得到清算，段德昌获得平反。1952年，毛泽东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后来，段德昌被中央军委列入36位军事家之中，这个名字也与洪湖游击战争、红6军建设以及彭德怀的革命道路，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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