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贝勒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未时，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八岁。
他死于背疽，死于宁远城下袁崇焕红衣大炮留下的旧创，也死于一个六十八岁老人再也撑不住的雄心。
清河温泉的水没有洗去他的病痛，太子河上的船也没有把他活着送回盛京。
当他的灵柩被运回沈阳皇宫时，城中已经暗流涌动。
没有人知道，这位统一女真各部、创立八旗制度、在萨尔浒一战中击溃明军四路大军的枭雄，临终前究竟留下了什么遗言。
而在他死后的第二天早晨，一道所谓的“遗诏”便传遍宫城：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必须殉葬。
那一年，阿巴亥三十七岁。
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二十二岁，多尔衮十五岁，多铎十三岁。
“俟吾终，必令之殉。”
这是诸王传达的努尔哈赤遗言。
阿巴亥支吾不从。
她有理由不从。
按照当时后金的殉葬惯例，为夫殉死的妻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二是膝下不能有幼子。
阿巴亥虽然曾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但她“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且身边还有多尔衮和多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这两条，她都不符合。
但她没有办法。
诸王寸步不让。
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阿敏，这些后金最有权势的贝勒们站在她面前，代表的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决定。
阿巴亥换上礼服，佩戴上努尔哈赤曾赏赐给她的珠宝，对诸王说了一番话——她自十二岁嫁与努尔哈赤，丰衣足食二十六年，如今不忍相离，愿从于地下，只求诸王善待她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和多铎。
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
岂有不恩养之理！”
八月十二日辰时，阿巴亥自尽，年三十七。
一说被弓弦勒死，一说被迫自缢。
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一样。
她的遗体与努尔哈赤同柩出殡。
十五岁的多尔衮，同一天失去了父亲和母亲。
关于多尔衮在这一刻的反应，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清史稿·诸王传》只用极简的笔墨交待了他此后的轨迹：太祖第十四子，初封贝勒。
朝鲜史料《燃藜室记述》留下了一条侧面的记录，说阿巴亥被迫殉葬时，多尔衮和多铎曾跪求皇太极，但被拒绝。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他连自己的两黄旗都保不住。
努尔哈赤生前将亲领的六十个牛录一分为四。
阿济格和多尔衮各分得正黄旗十五个牛录，多铎分得镶黄旗十五个牛录，剩余十五个牛录亦留给多铎。
三兄弟手中握着八旗中最强大的两黄旗，合计六十个牛录，是后金政坛上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力量。
但在三兄弟中，多尔衮的地位最低。
阿济格是正黄旗旗主，多铎是镶黄旗旗主，唯独多尔衮只是阿济格麾下的一个小旗主，手下牛录最少，地位最低。
皇太极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换旗。
他以后金崇尚黄色为由，将多尔衮三兄弟的两黄旗改换为两白旗，旗中的人马牛录不变，但旗帜变了。
两白旗依然是八旗中最强大的力量，而皇太极自己则牢牢掌握了新的两黄旗。
三兄弟中，阿济格性格粗莽，能打仗但不善权谋。
多铎年纪最小，努尔哈赤最宠爱他，临死前把最多的牛录留给了他。
多尔衮夹在中间，不上不下。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地位最低的中间者，日后会脱颖而出，成为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功臣。
天聪二年，十七岁的多尔衮第一次随皇太极出征。
目标是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
他在敖穆楞一战中表现出色，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战士”。
但一个赐号并不能改变什么。
真正改变多尔衮命运的，是天聪二年发生的一件小事——他的哥哥阿济格，没有事先禀告汗王，就擅自替弟弟多铎向舅家阿布泰的女儿提亲。
这在常人眼中不过是家事。
但皇太极抓住了这个机会。
后金制度规定，贝勒们说亲必须先禀告大汗，阿济格的行为被视为僭越。
皇太极的处置很干脆：废掉阿济格的镶白旗旗主之位，改由多尔衮接任。
这一步棋，改变了三兄弟之间的格局。
阿济格是三人中实力最强的，皇太极把他拿掉，换上多尔衮，表面上是对多尔衮的提拔，实际上是把三兄弟中最弱的一环放到了旗主的位置上。
一个从未当过旗主的人突然成了旗主，他对皇太极的感激可想而知；而阿济格失去了旗主之位，心里最恨的人，恐怕不是皇太极，而是夺了自己位置的亲弟弟。
皇太极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两白旗内部的分化。
此后数年，多尔衮在皇太极的扶持下步步高升。
天聪五年，后金初设六部，多尔衮受命掌管吏部，掌握了文臣武将的升迁任命大权。
天聪九年，他率军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获得了一枚元朝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
多尔衮使额哲将玉玺进献给皇太极，群臣因此上表请皇太极称帝。
这个细节耐人寻味。
传国玉玺是从多尔衮手中交出去的。
他完全可以据为己有，但他选择献给了皇太极。
有人说这是忠心，有人说这是精明——以他的实力，当时根本不足以挑战皇太极，不如顺势而为。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二十四岁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清初六大亲王之一。
此后十年，多尔衮几乎参与了清朝所有重大军事行动。
崇德三年，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左翼军伐明，从董家口毁边墙入关，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克城四十余座，降城六座，俘获人口二十五万有余。
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
崇德五年至七年，松锦之战。
这是明清之间决定性的战役。
洪承畴率十三万明军来援锦州，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围城打援。
清军掘壕筑垒，切断松山与锦州之间的通道，最终迫使洪承畴困守松山。
此战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洪承畴被俘投降，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几乎全军覆没。
多尔衮正是在松锦大战中落下了病根。
他后来自己说，身体之所以虚弱，是由于在松山之战中“披坚执锐”“劳心焦思”所致。
但就在这一年，他险些失去皇太极的信任。
围锦州时，多尔衮擅自让每旗派一名将校率五名甲士先归，又移营就牧。
皇太极遣济尔哈朗代为统帅，传谕诘责。
多尔衮自认罪当死，皇太极命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
皇太极的怒气，与其说是对军事部署不满，不如说是在敲打。
多尔衮的权势日大，皇太极需要让他知道，恩可以给，也可以收。
第二年多尔衮复围锦州，立下大功，睿亲王之位随之恢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
终年五十二岁。
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
大清帝国的权力真空，瞬间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盛京皇宫崇政殿。
这一天距离皇太极去世仅五天。
诸王大臣齐聚殿中，讨论新君人选。
两股力量针锋相对。
一方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
他年三十五岁，久经战阵，统领正蓝旗，且有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的支持。
两黄旗是皇太极亲领的旗帜，忠于皇太极一系，他们认为帝位应传皇太极之子。
索尼、鳌拜等人在会前便已“佩剑入殿”，表明了武装拥立的态度。
另一方是睿亲王多尔衮。
他年三十二岁，战功卓著，掌正白旗，与弟弟多铎的镶白旗合为两白旗，是八旗中实力最强的力量。
努尔哈赤去世时他才十五岁，无力争位；如今十七年过去，他已是清朝最具军功、最具政治手腕的亲王。
双方势均力敌。
两白旗支持多尔衮，两黄旗支持豪格，正红旗的代善和镶蓝旗的济尔哈朗态度暧昧。
议政会议从早晨僵持到中午。
两黄旗大臣拔剑向前，表示若不立皇太极之子，宁可死在殿前。
多尔衮如果强行登位，势必引发内战。
就在僵局难以打破的时刻，多尔衮提出了一个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折中。
福临是皇太极之子，满足了“必立帝子”的要求，两黄旗大臣无从反对。
福临年幼，无法亲政，权力自然落入辅政王之手。
而多尔衮作为辅政王之首，实质上掌握了朝政大权。
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并非皇太极直系，对多尔衮构不成威胁。
多尔衮没有当上皇帝，但比当皇帝更划算——他得到了一个可以操控的幼帝，和一个名义上合法的权力基础。
豪格在这一局中彻底失利。
他既没有争到皇位，也没有得到辅政之位。
两年后，多尔衮借故将他削爵幽禁，豪格在幽禁中死去。
更令人心寒的是，多尔衮随后将豪格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纳入自己府中。
崇德八年八月，六岁的福临在盛京即位，改元顺治。
顺治元年四月，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盛京。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
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关内进退两难，最终派人向清军请兵。
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乞降书信时，清军刚出师不久。
他原本的进军路线是绕道长城，绕过山海关。
但吴三桂的书信改变了一切。
多尔衮当即下令改变路线，直趋山海关，同时传令将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运往前线。
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抵达山海关。
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和多铎率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别进入关内，令吴三桂部系白布为号，充任前锋。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关内与吴三桂军激战一日，疲惫不堪。
清军突然从侧翼杀出，大顺军溃败，李自成退回北京，随即放弃北京西撤。
多尔衮入关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抢掠，而是下令清军“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
范文程此前力劝多尔衮进取中原，核心就是四个字：“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一个战略家的判断。
清军要入主中原，必须改变此前攻城略地的掳掠模式，以“吊民伐罪”的姿态出现。
多尔衮做到了。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
明朝百官在朝阳门外迎接。
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发布号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安抚明朝旧臣，恢复科举，宣布减免赋税。
一个此前只在中原边缘活动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多尔衮手中完成了入主中原的关键一跃。
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至北京，十月初一祭告天地，定鼎燕京。
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
此后七年，多尔衮的权势一步步攀升。
顺治元年，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皇父摄政王。
每一次封号的变化，都意味着他与皇帝之间的名分更加模糊。
“皇父”二字尤其引人注目。
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朝中所有奏章都必须先呈摄政王，再转呈皇帝。
据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二月，清朝派使臣向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看到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问清朝来使：“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
“皇父”之称，与“太后下嫁”之说紧密相连。
但学界至今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孝庄文皇后确实下嫁多尔衮。
官修史书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而当时满洲社会虽有收继婚的风俗，但“皇父”的称谓可能是表示尊崇，也可能是政治需要。
可以肯定的是，多尔衮在这七年中掌握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臣子应有的边界。
他主持朝政，任免官员，指挥军队，控制财政，六部百官实际上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皇帝。
他的亲信遍布朝野，他的名字与诏书并列，甚至朝贺时要先向他跪拜，再向皇帝跪拜。
但也正是这七年，多尔衮的身体在急剧恶化。
他自幼体弱，身材细瘦，素患风疾，经常头昏目眩。
入关之后，水土不服，政务繁重，病情日渐加重。
有一段时间病情加剧，以致在小皇帝面前跪拜都很困难，因此特别被恩准免于跪拜。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曾用一句诅咒来形容多尔衮——“有病无福”。
这句话虽然出自政敌之口，却并非全无根据。
多尔衮一生娶了六位福晋和多位侧室，有名分可查的至少有十个妃子。
但他的子嗣却极为稀少。
他与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相濡以沫二十五年，没有生育。
直到崇德三年他二十七岁时，才由侧福晋李爱淑——一位来自朝鲜宗室的女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东莪。
唯一的女儿东莪出生时，多尔衮二十七岁。
从十三岁成婚到二十七岁得女，中间整整十四年，史书上没有任何子嗣的记载。
一个权倾天下的摄政王，竟然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一切。
顺治六年，多尔衮身边最亲近的人接连离世。
三月，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因出天花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多铎的两个福晋坚持一同殉死，两位嫂子——阿济格的福晋——也因天花相继而亡。
不久，他的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也死于天花。
多铎与多尔衮兄弟感情最为深厚。
多铎病重时，多尔衮正在山西征讨姜瓖，听到消息后立刻班师回朝，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亲人接二连三地死去，像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多尔衮心头。
顺治七年七月，多尔衮的身体已经严重到难以支撑。
他下令修建自己的府邸，为此不惜侵占内城民居。
十一月，他出猎古北口外。
满族贵族酷好放鹰围猎，既是游乐，也是习武。
多尔衮从小乐此不疲。
据《鞑靼漂流记》记载，顺治元年，一群日本人在北京亲眼看到多尔衮出城打猎，后面跟随着上千只大鹰。
但这一次的打猎，不再是少年的游戏。
古北口外的猎场，是在严寒中进行的。
多尔衮不慎坠马，膝盖受伤。
随行的御医用凉膏涂敷伤口——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常见做法，但对于一个长期患有风疾、气血不足的人来说，凉膏可能加剧了病情。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终年三十九岁。
距他坠马受伤，不过一个月。
死讯传到北京，顺治帝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仪合依帝礼。
此刻的大清帝国，似乎已经为这位开国功臣盖棺定论。
一个摄政王死后被封为皇帝，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多尔衮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却在死后得到了皇帝的名分。
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顺治八年二月，距离多尔衮去世不过两个月。
十三岁的顺治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站在他身后的两黄旗势力——开始对死去的皇父摄政王进行全面清算。
导火索是一桩看似荒唐的告发：多尔衮的亲信苏克萨哈等人告发，多尔衮在殡殓时“潜置龙袍于棺内”，暗藏帝王之志。
龙袍入棺，被解读为谋逆的铁证。
随即，朝廷宣布多尔衮十四条罪状。
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
多尔衮的“义皇帝”封号被剥夺，庙号成宗被撤销，宗室身份被革除，财产全部充公。
但这还不够。
顺治帝下令掘开多尔衮的坟墓，开棺鞭尸，挫骨扬灰。
这个曾经为大清打下江山的人，死后不到两个月，尸体就被从坟墓中拖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凌辱。
多尔衮唯一的女儿东莪格格，被交由信郡王多尼看管。
睿亲王府被废。
多尔衮名下的一切痕迹，似乎都要被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是什么让顺治如此仇恨他的这位皇叔？
从制度层面看，多尔衮摄政七年间，顺治只是一个傀儡。
朝中一切大事由多尔衮说了算，小皇帝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龙椅上，旁听和点头。
对于一个逐渐懂事的孩子来说，七年时间足以积攒足够的屈辱。
但十三岁的孩子做不了这样的决定，真正推动清算的，是那些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受到打压的两黄旗大臣。
多尔衮一死，他们立刻反扑。
阿济格也在这时出场了。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试图接管摄政王的权力，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迫多尔衮的部属依附自己。
这一举动反而使多尔衮的下属倒向了顺治帝一方，他们联合起来告发阿济格父子谋反。
阿济格被幽禁，最终被赐死。
阿济格被杀，多铎早逝。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至此全部凋零。
多尔衮死后一百二十八年。
乾隆四十三年，六十八岁的乾隆帝下了一道诏书。
“命追复睿亲王封爵……并予配享。”
乾隆恢复了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封号，追谥为“忠”，配享太庙，命其五世嗣孙淳颖承袭爵位，且该爵位世袭罔替。
乾隆为什么要在此时为多尔衮翻案？
他在诏书中给出了理由。
第一，多尔衮对清朝有开创之功：“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这样一个功臣，却死后遭到如此对待，不符合朝廷对待功臣之道。
第二，多尔衮生前从未有过叛逆的迹象。
所谓谋逆的证据，不过是棺中一件龙袍。
如果多尔衮真的想造反，摄政七年有的是机会，但他从来没有迈出那一步。
第三，乾隆认为顺治给多尔衮定罪时年仅十三岁，“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决定并非出于理性。
但在这三条公开理由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
乾隆中期，清朝国力鼎盛，盛世修史。
乾隆需要用修史的方式来确立清朝的正统性——而多尔衮，正是清朝从关外政权走向中原王朝的关键人物。
否定多尔衮，就是在否定清朝入关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乾隆要借此整顿宗室秩序，向所有王公大臣传递一个信号：朝廷不会忘记功臣的功劳。
乾隆三十八年，他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葺多尔衮的墓地。
多尔衮的园寝在东直门外，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
到乾隆年间，已经荒芜不堪，“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
乾隆下令重修，并准其近支王公祭扫。
五年后，正式下诏平反。
多尔衮的一生，画了一个巨大的圆。
十五岁丧母，在皇太极的恩威之下步步攀升；三十二岁在皇太极猝死后错失皇位，却以辅政王身份掌握实权；三十三岁统兵入关，定鼎北京，成为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功臣；此后七年权势日盛，从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距离皇位只差一步，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三十九岁坠马受伤，一个月后死于塞外；死后两个月被追尊为皇帝，随即又被掘墓鞭尸；一百二十八年后，一个与他毫无交集的皇帝，为他恢复了名誉。
三度接近皇位，三度与之失之交臂。
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是否真的想做皇帝。
他曾在被劝进时说，太宗皇太极对他恩育特异，深信诸子之中唯有他能成就大业，所以把辅佐顺治当成自己的使命。
但这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说给谁听的，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史书上留下的，是他在顺治七年十一月离开北京时的一个画面。
他率领大队人马出古北口，身后跟随着猎鹰和随从。
塞外的风裹着砂砾，打在他三十九岁的脸上。
他骑在马上，膝盖的旧伤尚未痊愈。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北京的城墙。
一个多月后，他的灵柩从喀喇城运回，进入那座他亲手为别人打下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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