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今天去参加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前一天采访大家都很累，今天再见到不少记者，都显得有些疲乏。外交部的人倒还是照常上班，见面都在说前一天实在太辛苦，也太热了。
穆森和另外一个摄影师又生病了。大概是因为在外面出汗太多，一上车空调又特别冷，冷热来回折腾。我还好，就是也觉得很疲乏。
今天发布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伊朗、海合会国家和伊拉克外长对话会，因为沙特方面的原因暂时推迟。巴加埃今天谈到这件事时说，伊朗没有参与也门方面对沙特输油管道的袭击，地区国家之间的对话本来是改善关系的机会，不应该因为一些无关的问题归咎于伊朗。
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在美国压力之下，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地区对话机制并不容易，最后还是绕不开美国。
今天连线主播问我，特朗普说中期选举之后战争会结束，伊朗怎么看。我说，伊朗并没有特别把特朗普这句话当真。不过现在确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期选举以后美国可能发动一次比较大的袭击，另一种认为伊朗应该利用中期选举以前这段时间向美国施压。至少目前看，战争涉及的范围还在扩大，但也看到伊朗的态度有所改变，一方面军方强硬，另一方面伊朗也在展现务实合作的意愿。
有人想帮帮那些孩子
今天有两件让我挺高兴的事。
在伊朗的中国企业老板T总联系我，说看到了我写的报道，觉得那些受伤的孩子很可怜，他们公司想捐助一下。我把当地记者的电话给了他们。
还有一个好朋友，她的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她跟我说，可以把那个喜欢踢足球的小男孩阿米尔的X光片拿来给她先生看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孩子恢复。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善意，但还是让人觉得挺好。
9月16日
今天路上和司机聊了很久。他说后天全家要去萨盖兹（sargas），参加妻子的妹妹家孩子的婚礼。说到萨盖兹，他突然提醒我，9月16日也是玛莎·阿米尼去世的日子。她的家就在库尔德斯坦省萨盖兹。
他说，这几年每到这一天，当地政府和警察都会警告商店和巴扎那一天要正常营业，否则要受到惩罚，但很多老百姓好像事先约好了一样，会把店关掉。我问：“不怕吗？现在政府不是很担心这些事情吗？”他说：“总不能把所有人都罚一遍吧。大家很齐心。”
他说，每到这个时候，萨盖兹都会增加很多安全人员、警察和部队，不过现在老百姓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上街抗议了。他说，大家现在谈头巾也少了，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和生活。
阿米尼的墓地，每年到她的忌日和伊朗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从外地赶过去。有人去墓前看看，也有人去和她父母说话。但政府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和墓地前都装了很多摄像头，主要是防止有人闹事。他说其实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事，人们只是来问候和凭吊她。
他说，阿米尼刚去世的时候，萨盖兹当地有很多抗议，也死了一些年轻人。现在没有那种规模的抗议了，但当地人仍然记得她。
司机说，阿米尼原来开过一家服装店，后来好像是她弟弟在经营。因为很多当地人一直记着阿米尼，反而会特意去他们家的店里买东西，所以生意还不错。现在她的弟弟已经开了两家服装店了，日子过得挺好的。
他还说，当年阿米尼被抓的时候，她的着装其实在伊斯兰教的着装规范中并没有什么违反规定的，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要把她抓走。现在再看看德黑兰街头，很多女孩连头巾都不戴了，也很少有人管。
我说，是啊。如果没有阿米尼那件事，后来会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也很难说。至少从那以后，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很多人开始公开不戴头巾。最初可能还会紧张，会观察周围，后来一点一点松动，到了今天，街上已经很常见了，不仅是女性，连男性也都有人穿着T恤短裤上街的。
拉梅尔德的工程师
聊到这里，我又想起前天在拉梅尔德采访的那个工程师。
他比较保守。小城市本来就比德黑兰保守一些，他本人也很虔诚。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都是‘女性、生命、自由’这些口号惹的祸，把国家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最后还引来了战争。”
他的妻子在袭击中去世了。我当时没有跟他争论，因为他正在讲妻子的死，他也很伤心。
但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两件事情真的能够直接画等号吗？因为有人抗议，所以后来才发生战争？
我还是觉得不是这样。
无论是阿米尼事件之后的抗议，还是更早以前的抗议，我见过的很多人其实都很爱国。他们一方面很抱团，对自己的同乡和身边的人很同情；另一方面，他们恰恰是因为觉得这个国家应该变得更好，生活应该更好，人应该有更多自由，所以才会去抗议。
我记得以前我们孩子的钢琴老师、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要去参加抗议。她父母很担心，让她不要去。她坚持要去，父母最后说：“那好吧，我们跟你一起去。”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给我送货。我随口问他最近好不好，他说不好。他弟弟才17岁，还是高中生，只是经过一个广场，那里正好有人抗议，警察开枪，散弹打进了他的脑袋。后来人救回来了，但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好像是弹片压住了神经。现在他的父母和弟弟，都需要他来照顾。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一直记得他的表情。
那时候还有很多被抓走的年轻人，男男女女，后来不断传出有人在拘押期间受到伤害和侮辱。
所以现在回过头去说，这些人都是希望国家不好，我觉得也不是。他们也是伊朗人，也在这里生活。事情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程度，当然不能只怪普通人。真要反思的话，治理国家的人还是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一个老太太
司机今天还给我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小事。
他说昨天从出租车公司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一个老太太要打车，他就顺路送她。老太太说自己从胡泽斯坦省到德黑兰来看病，一次看病就要1300万土曼，身上的钱差不多都花光了。
他听着觉得老太太挺可怜，就说：“算了，我不要你的车钱了，我送你过去。”
老太太一直说不好意思。快下车的时候，还是硬塞给他一点钱，数目不多，算是象征性地给一点。
结果快到地方的时候，老太太突然说：“你把电话号码给我吧，我下次来德黑兰还找你。我准备把胡泽斯坦的两套房子卖了，在德黑兰买一套房。”
然后她开始跟他说，那两套房子现在每个月收多少租金，卖掉以后能在德黑兰买什么样的房子。
他一下就生气了。
他说：“我每天从早干到晚，起早贪黑，自己到现在还在租房子，每个月还要交房租。你有两套房子收租，怎么刚才一直跟我说你没钱？”
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善良被人利用了的感觉，连老太太最后给的那点车钱都不想收了。老太太还说以后要联系他，他直接说：“你以后不要联系我了。”
然后把人送到地方，就走了。
司机家里的长长短短
说完老太太，他又说起自己家。
这周他妹妹家的孩子也在老家结婚，但他不准备去。我问为什么。
他说自己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轻的时候他在德黑兰拼命挣钱养家。妹妹结婚出嫁，很多费用是他出的；弟弟来德黑兰读护理学校，四年的费用也是他承担，弟弟还一直住在他们家。父母后来到德黑兰看病，也是他照顾。
他说太太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跟他计较。
后来父母去世，妹妹也结婚成家了，大家的关系反而慢慢淡了。他心里最难受的是，家里人好像根本不记得他以前为这个家做过什么。
前两周，妹妹家的孩子来德黑兰参加朋友的婚礼，在他们家住了两天。他太太很用心地招待，还带孩子去化妆、买东西。婚礼结束以后，孩子走了，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他说自己的太太还给这个孩子打了四次电话，想告诉她：“你参加完婚礼就回来住几天，别着急走。”电话也没人接。后来妹妹也没有打电话来表示感谢。
他跟太太说，以后不要再这么热心地招待这些亲戚了。
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年轻时没有一直负担弟弟、妹妹和父母，也许不会辛苦这么多年，至少应该已经在德黑兰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而不是到现在还租房。
我说：“你别想那么多。你做过的事情就是做过了。你不是也总说，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吗？”
他说：“对，我现在就希望孩子们好。”
他的小女儿和女婿前段时间出了车祸，已经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月。前几天女婿觉得一直住在岳父岳母家不好意思，就说还是回自己家吧，两个人就搬回去了。
孩子一走，他太太马上就难过了。
结果当天夜里两点多，大女儿跟自己的丈夫说：“我们过去看看爸爸妈妈吧，他们肯定心里不好受。”
两个人半夜跑过来了。
他说，孩子们一进门，他们两口子心情马上就好了。
他又说，大女儿很好，很体贴母亲。小女儿和小女婿就不如大女儿懂事，他们搬回自己家连电话也没有打，小女婿连声感谢都没有。
家里大概就是这样，家家都有这些长长短短的事情。
晚上给伊朗妈妈打电话
晚上给伊朗妈妈打电话。
她先问我：“你好吗？孩子们都好吗？”
我说都好，然后跟她讲起这两天去伊朗南部拉梅尔德采访的事情。
那里太热了，差不多五十度。早上五点的飞机，我们三点半就到了机场，回来时已经很累。但真正让我难受的不是累，而是这次采访看到的那些人。
我跟妈妈说，那个地方很穷。战争打到这样的地方，最后最倒霉的还是普通人。
我见到一个14岁的男孩。父亲十几年前出了车祸，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妈妈和几个孩子经营一个花房。结果袭击的时候，花房也被炸了。男孩两条腿都受了重伤，虽然没有截肢，但伤得很厉害。
他妈妈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一直哭。这个家庭本来就已经很困难，现在连维持生活的花房也没了，孩子还要长期治疗。
伊朗妈妈说：“人看到这些，真的很难受。普通人已经这么苦了，最后战争的代价还是他们来承担。”
她说，拉梅尔德是个很小的地方，也很穷。不能拿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这些大城市去想象整个伊朗。很多小地方这些年其实没有多少变化，当地人一直在跟贫困、就业和医疗条件不足打交道。真生了大病，当地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条件好的医院，只能想办法去设拉子，甚至去德黑兰。
我又跟妈妈讲了一个11岁的男孩，叫阿米尔。
阿米尔特别喜欢足球。他妈妈是当地医院的护士。战争开始以后，妈妈一直叮嘱他，因为家附近有军事设施，不要乱跑。但孩子哪里忍得住。
那天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足球课，袭击发生后，两条腿都受了伤。妈妈正在医院工作，没想到最后送来的伤员里竟然有自己的儿子。
当地医院处理不了，他们马上把孩子送到设拉子做手术。医生后来告诉她，如果当时没有及时送走，孩子的一条腿很可能保不住。
腿是保住了，但神经受到严重损伤，现在走路仍然成问题。他妈妈跟我说，她每天早上去上班，下午两点回来，给孩子弄饭，然后再带着他去这个医生、那个医生，一直想办法治疗。
她哭着说：“我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可阿米尔还在跟大人说，他以后还想踢足球。
我又见到了一个13岁的女孩。她练了五年羽毛球，在法尔斯省拿过奖牌；也学了五年桑托尔琴，还登台演出过。袭击发生前，她只是像平常一样去参加体育活动。爆炸以后，弹片伤到了脑部，左侧身体受到严重影响。家里离体育场很近，房子也被炸坏了，现在一家人只能住到爷爷家。
一个原来会打球、会弹琴的13岁女孩，生活一下子全变了。
还有一个叫穆斯塔法的工程师。
他说，那天妻子去上裁缝课。平时都是他送她，但那天妻子看他累，让他多睡一会儿，自己去了。
袭击发生后，他先赶去看亲戚，因为姨妈家、姑妈家那一带也遭到了轰炸。亲人有人遇难，他一下子忙乱起来，过了一阵才想起来给妻子打电话。
电话一直没人接。后来终于有人接起来，却是一个陌生男人。
对方告诉他：“你妻子在医院。”
等他赶过去，妻子已经去世了。
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13岁。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穆斯塔法突然说，特朗普应该为这一切负责，然后又说，那些喊“女性、生命、自由”的人，也应该为这一切负责。
我当时愣了一下。
后来我跟伊朗妈妈解释，他大概认为，那些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人、那些抗议者，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好像如果没有那些抗议，没有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国家就不会走到战争这一步。
妈妈听完说：“没有本事去找那个把导弹扔到你头上的人算账，就只能回来怪别人。”
“没喝汤，嘴却烫伤了”
伊朗妈妈又说起今天看到的新闻，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去维也纳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议，结果被奥地利取消了签证，没有参加会议就回来了。又说现在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伊朗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伊朗妈妈说，说到底，整个核问题不就是因为他们害怕伊朗获得核武器吗？他们拿这个当借口来打我们，杀老百姓，杀孩子，杀女人。你自己也亲眼看到了，多少孩子被炸成残疾，多少孩子留下终身伤害，多少家庭被毁掉。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坦坦荡荡面对世界，把门打开，告诉全世界：你们来看，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世界又不是瞎子，让人家进来看，自然就知道了。”
她又说到格罗西。
“就是今天不断发警告的那个格罗西。过去五六年一直跟伊朗打交道，那时候为什么不说？现在出来警告，一开口就成了红色警报。这样全世界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造了四五颗原子弹放在那里了。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她担心，如果以后再次袭击伊斯法罕附近的地下核设施，会波及当地居民。她说那里的山体很坚硬，如果真的用威力很大的武器去炸，伊斯法罕怎么办？
“伊斯法罕是什么地方？是历史名城，是我们的文化。好，就算文化也不管了，那人呢？伊斯法罕有多少人？老百姓的命不是拿来陪你们做证明题的。”
她说，现在也不晚。把门打开，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去检查。美国不用来，以色列也不用来，就让真正负责核查的人来看。
“美国又不是这个地区的宪兵。”
她说，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选择伤害了自己，那可以说是自己的选择。但一个决定如果会影响几千万人的生活，就不能再说只是个人选择。
“所以我一直觉得，核问题走到这种程度，本来应该举行全民公投。问问老百姓，你们愿不愿意为了这个承受这么多年的制裁？愿不愿意为了这个受这么多苦？”
“可最后我们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是一直受惩罚。”
她说，现在美国又把伊朗核问题拿出来，好像伊朗已经做过几次核武器试验一样。
“可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们有句话，叫没喝汤，嘴却烫伤了。如果真喝了那碗热汤，嘴烫了，我心里还没那么憋屈，至少可以说，我喝了汤，所以嘴烫了。现在是汤都没喝，嘴却烫成这样。”
那些帮忙的人
妈妈说：“你自己现在不是也近距离看到了吗？”
我说，是。还有一家中国公司今天联系我，说看到报道以后想帮助那个受伤的孩子。我把当地记者的联系方式给他们了。
妈妈说：“谢谢他们。也谢谢你，孩子。你愿意把这些普通人的声音传出去就很好。”
我说，这些事情压在人心里其实挺沉重。尤其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就更容易理解一个家庭遇到这种事情是什么感觉。
妈妈说：“是啊。我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在我眼前走路，跑来跑去，上蹿下跳。可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决定，别人家的孩子可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这怎么能是他们应该承受的？”
她停了一下，说：“可是有谁听呢？我们都说累了。普通人的声音也不知道能传到哪里去。”
我说，我和穆森在那里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回来以后打开Instagram，却看到有些网红还在那里做头发、秀美食，展示自己在德黑兰的生活。因为刚刚看过那些受伤的人，再看这些东西，心里一下很不舒服。
妈妈说，她现在越来越觉得，伊朗社会好像又有了另外一种“自己人”和“外人”。
她所谓的“自己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己人，而是那些还愿意去看普通人的痛苦、愿意跟别人一起难过、愿意问官员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她说，有些人在网上还是每天咖啡馆、吃饭、打扮，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现在看这些东西会很生气。
拉莱·马尔兹班
说着说着，妈妈又提到女演员拉莱·马尔兹班。
拉莱·马尔兹班最近去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凭电影《Moragheb》（国际片名《Falling House》）获得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女演员奖。她以前演过电视剧《十月（aban）》，当时她的表演在伊朗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过不少议论。
妈妈真正不高兴的是她领奖时说的话。拉莱·马尔兹班把奖献给伊朗女性，谈到伊朗人民承受的压力，也特别谈到伊朗女性为了很小的自由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妈妈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把所有事情都只放在女性这个框架里？难道受到伤害的都是女人吗？你自己这次看到了多少男孩子被炸成残疾？难道伊朗男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卖柠檬的研究生
妈妈又说起前几天去买柠檬遇到的一个年轻人。
小伙子告诉她，自己是研究生。妈妈一听就觉得可惜：“一个研究生跑来卖柠檬，这不是浪费吗？”
小伙子说，自己以前有一个发明，想申请专利，结果办手续的时候一会儿让他去这个机构，一会儿又让他去另一个机构，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最后实在受不了，干脆放弃了。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只好出来卖柠檬。
他说起自己大学里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以前在日本生活、工作很多年，还在日本的大学教过波斯文学。回伊朗以后，他经常在课堂上跟学生说：
“日本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是普通人，真正受过很好教育、能够管理国家的精英可能只有百分之十五，但就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把日本治理成这么强大的国家。伊朗正好相反，我们百分之八十五的年轻人有文化、有头脑、有想法，剩下百分之十五是傻瓜，可偏偏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在统治另外百分之八十五。”
学生提醒他：“老师，你这么说，小心把你抓起来。”
老师说：“随他们去吧，我这一辈子也活得差不多了。”
妈妈讲完以后说：“你现在自己跑到这些地方去看，很多事情其实本来都可以避免，对不对？政策做得好一点，何必走到今天？”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我想起在米纳布采访时，也和一位伊朗记者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我当时问她，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学校那天还让孩子们上课？为什么家长还把孩子送过去？
她说，因为谁都没有想到那里会遭到袭击。米纳布以前从来没有被打过，大家根本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后来她又跟我说，其实学校当天该不该上课，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在战争发生以前阻止它？为什么双方最后一定要走到这一步？”
妈妈听完说：“她说得对。”
战争已经发生了，普通人已经受伤、死亡，再追问他们为什么那天去了学校、为什么去了体育场，当然也可以问。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事情为什么最后会走到需要用导弹解决的地步。
“不会说话了，才会打起来”
妈妈接着谈到伊朗现在的经济、通货膨胀和制裁。
她说，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美国的问题，而是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假装现实不存在。
“每个国家最后都得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再不喜欢一个国家，也得想办法跟它打交道。实在不行也得谈，不能什么事情最后都变成硬碰硬。”
她又批评那些一直主张强硬立场的人。
“你自己受过多少苦？你的家人受过多少苦？现在是普通人的孩子受伤，普通人的家里死人。这个时候还天天放狠话干什么？火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往里面添柴？”
说到特朗普，她又开始抱怨。
“那个人自己说话都没个准，天天站在飞机上讲话。”
妈妈特别不喜欢特朗普每次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问题的画面。她一直觉得特朗普站的那个位置像飞机厕所门口。
“我每次看他都觉得，他怎么老站在厕所门口讲话？”
我笑了。
她接着说：“可你再觉得他疯，再觉得他说话难听，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他，就假装美国没有实力。”
她又拿中国举例，说中国现在实力已经很强，但真正碰到矛盾，也不会轻易和美国直接打起来，局势紧张的时候最后还是要谈，因为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好事情。
然后她说，国家之间打仗，其实和普通人打架也没有那么大区别。
“两个国家打仗也好，两个城市打起来也好，两个家庭吵架也好，两个人动手也好，最后走到打人的那一步，很多时候就是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不会跟自己的孩子说话，我就打孩子；我不会跟丈夫说话，我就动手。国家也是一样。真正懂谈判、懂外交的人，不应该那么容易走到战争。”
她说：“打完了，除了把东西毁掉，还能留下什么？”
晚安
电话打了很久。
最后妈妈问我是不是累了。
我说，是，准备睡觉了。
她说：“那你赶快去睡。”
然后又问孩子们怎么样。我说都挺好，前几天她做的东西，孩子们也都吃了，说很好吃。
她一下高兴起来：“他们什么时候还想吃，你就告诉我，我给他们做。”
最后她又说：“好好休息。亲亲我的两个漂亮男孩。妈妈爱你。”
我说：“谢谢妈妈。”
“晚安。”
“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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