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上海丁香花园，陈赓刚从院外散步回来，便听说有客人来访。按医嘱，他本该卧床休息，可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偏偏闲不住，常趁警卫员不注意，拄着手杖到附近走走。

他这一趟来上海，原本是为了调养身体。北方冬季寒冷，对患有高血压、心脏疾病和旧伤的陈赓并不利。上海气候相对温和，医疗条件也较好，身边还有粟裕等老战友，成为休养地点并不奇怪。

丁香花园环境幽静，房屋宽敞。陈赓住进去后，却觉得有些不自在。他曾对身边人说，自己只是来养病，住这么大的房子，心里总觉得“太铺张”。这话未必是正式记录，却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能简单就不复杂，能自己办的事，很少麻烦别人。

养病归养病，他并没有真正停下来。附近工人怎么生活，粮食供应有什么困难，医院里的药品够不够用，这些细节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随身带着小本子，听到有价值的情况便记下来。对陈赓而言，上海不是一处与外界隔绝的疗养地，而是观察社会、思考军队建设的窗口。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在休养期间，仍与粟裕、李克农等老同志谈论军事问题。谈红军时期的作战，也谈抗美援朝中的后勤保障，还谈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科研面临的困难。医生担心他情绪激动，提醒他少说话、早休息，他却笑着回应：“不动脑子，病也好不了。”

陈赓真正放不下的，还是军队教育和作战经验的传承。战争年代，他长期在一线指挥，熟悉部队训练、战场机动和后勤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逐步转入正规化、现代化轨道，单靠口耳相传已经不够，必须把实战中的经验整理成文字，留给后来的人使用。

就在这段时间，一份军队系统下发的通知意外到了他手中。通知大意是，希望老同志整理战争经历和作战经验，供部队学习参考。陈赓翻看材料时发现，这份文件早已发出，而自己却一直没有收到。

他抬起头，问来访者：“这份通知，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屋里的气氛顿时安静下来。有关方面原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担心写作耗费精力，便没有把通知送到上海。出发点或许是照顾，但陈赓显然不接受这种“替他做决定”的安排。

他又问：“我还没到不能动笔的时候，怎么能把我排除在外？”

这两句话，既有不解，也有明显的不满。陈赓不是为了争一份任务，而是认为老同志仍有责任把经验留下来。对军队来说，一场战斗的胜负，不只在于谁指挥得好，还在于其中的判断、部署和教训能不能被准确记录。

当晚，他便开始列提纲。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几个部分一一写在纸上。他认为，战史不能只写结果，更要说明当时掌握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作出某种判断，部队遇到什么困难，又是怎样解决的。

写作并不轻松。陈赓身体已经很差，手腕乏力，心脏也时常不适。可他仍坚持让秘书整理资料，自己负责核对细节。有时写到深夜，药已经端到桌边，他还在修改一句话。秘书劝他歇一歇，他摆摆手：“这不是写文章，是给部队留个凭据。”

他的计划很大，材料也很杂。既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也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作战经验，还涉及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和指挥问题。陈赓希望把战场上的具体做法讲清楚，而不是写成几句空泛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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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身体没有给他留下足够时间。1961年3月，病情明显加重，医生多次要求他停止工作。即便如此，他仍惦记着稿件，反复询问资料是否齐全，章节是否衔接。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他留下的手稿没有完成，部分内容还停留在提纲和片段阶段。后来，相关部门对遗稿进行了保存和整理，其中一些作战思路、训练观点以及对国防建设的意见，成为研究陈赓军事思想的重要材料。

那份迟到的通知，最终还是把他拉回了熟悉的领域。养病期间，他没有重新走上战场，却拿起了另一种武器：笔。对陈赓来说，战斗并不只发生在炮火之中，如何把经验交给后来者，同样是一项不能推卸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