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散了,我站在公司楼下,手里的信封薄得可笑。里面是一张银行卡,短信提示余额到账3800块。

袁国富在台上说了一下午“公司最难”

“明年翻倍”

“兄弟情义”,说到最后,台下的人鼓掌鼓得掌心生疼。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手指头在屏幕上擦了又擦,心想是不是银行漏发了。

十五年了,从公司只有三张桌子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干,他答应我的百分之十干股,一年推一年,推到今年,推成了三千八。

天冷得很,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我蹲在花坛边,那盆养了七年的绿萝还在车后座等着我搬回家。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袁国富发来的消息:“老杨,别多想,明年一定补上。

我看着这行字,没有回。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01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照常到了公司。

铺子在三楼,楼道里堆着纸箱和旧文件,电梯门一开就闻到一股茶叶混着打印墨水的味儿。这味道我闻了十五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陌生。

工位还是老样子,靠窗的位置,桌上放着那个有些褪色的保温杯,还有那盆绿萝。

同事们陆续进来,见了我都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昨天分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开口。

林文超端着水杯走过来,在我桌边站了一会儿,欲言又止的样子。

“杨哥,你别往心里去,”他说着,把水杯搁在我桌上,“袁总那个人你是知道的,嘴上花哨了点,但应该不会亏待你的。”

我没抬头,只是用抹布擦了擦键盘上的灰:“嗯。”

林文超又说:“我听财务说,今年公司确实不宽裕,几笔回款都压着,袁总自己也两个月没拿工资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愣了一下。

如果是在昨天,我大概会信。

但昨天分红大会散场之后,我路过财务室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打电话。

财务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耳朵还算好使。

“刘总放心,那笔账走的是个人账户,工商那边查不到的……”

我当时没多想,但今天想起来,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上午开了个销售例会。

袁国富亲自主持,嗓门还是那么大,一口一个“兄弟们加把劲”,说到明年的目标时,他把笔记本电脑一拍:“明年业绩翻番,到时候人人有肉吃。”

几个年轻业务员配合地笑了笑。我也跟着笑了笑,但笑得很干。

散会后我回到工位,翻着手里的客户档案本,脑子里却一直在转财务老周那句话。

我忍不住抬起头,隔着玻璃隔断看向财务室的方向,老周正低头对着电脑屏幕,神情专注,看不出任何异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郑桂莲给我打了个电话。

“分红发了没?”她问得很直接。

我沉默了两秒:“发了。”

“多少?”

我没有马上回答,夹了一筷子饭塞进嘴里,嚼了半天才说:“三千八。”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郑桂莲说:“行。”就挂了。

这声“行”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要是她噼里啪啦骂我一顿,我心里还舒服点,偏偏她什么都没说。

我了解她,她是真的失望透顶了,连吵都懒得跟我吵。

下午我出了个外勤,去了城南一家老客户那边。在门口的业务员看见我,迎上来递了根烟。

“杨哥,听说你们今年分红发了不少?你们老板对你咋样?”

我没有接话,笑了笑,从他手里把烟接过来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傍晚回公司,电梯口遇见了董雅文。她看见我,脸上表情有些不自然,顿了顿才开口:“杨哥,下班了?”

我点点头。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看我,犹豫了一下的样子,最后还是没忍住开了口。

“那什么……我听跟袁总吃饭的人说,袁总前两天喝酒的时候提了一句,说今年公司利润其实还可以,就是都投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手里的车钥匙顿住了。

“投到哪了?”

董雅文朝身后看了一眼,压低声音:“具体哪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外面注册了一个什么公司……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杨哥,我先走了。”她说完,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手里的钥匙攥得发烫。

02

晚上到家,郑桂莲已经把饭做好了,四菜一汤摆在桌上,冒着热气。她见我进门,没提白天那个电话,只是从柜子里拿了一瓶酒出来搁在桌上。

“喝点吧。”她说。

我有些意外,她平时最烦我喝酒。我脱了外套坐下来,她给我倒了满满一杯,也不说话,自己端着碗开始吃饭。

我抿了一口酒,辣的,呛得我咳嗽了一声。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吃着饭。

过了一会儿,郑桂莲放下筷子,起身进了卧室,翻箱倒柜好一阵,然后拿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走了出来,放在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示意我打开。

我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来两张纸。纸张有点旧,边缘有些褶皱。我展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份劳动合同意向书。落款时间是三年前。翻开第三页,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杨耀华先生担任销售总监职务,底薪翻倍,配备工作用车……年度利润分成比例不低于30%。”

最下面盖章的位置,是“曾氏贸易有限公司”的大红印章,还有一个签名:曾运。

我抬头看着郑桂莲:“这三年前的东西,你从哪翻出来的?”

郑桂莲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跟钉子似的:“三年前人家找上门的时候你不肯去,说做人要有良心。我劝你留一份,好歹是个念想,你不听,死活不要。那天晚上你睡着之后,我去书房把这份意向书收了起来。”

她把碗往桌上一顿:“老杨,你说你有良心,可那个姓袁的,他有良心吗?”

我把意向书折起来塞回信封,没有说话。

郑桂莲继续说:“你今年四十六了。再干几年,跑不动了,谈不动了,你就是摆在货架上没人要的旧货。姓袁的嘴上说得好听,到时候一脚把你踹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发颤。我放下酒杯,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她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反驳不了。

那晚我睡得很不好。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这十五年来的画面。

2008年,我三十一岁,跟着袁国富从公司仓库里搬出三张旧办公桌,在城东租了一间六十平的办公室。

他负责跑资金,我负责跑客户。

那时候没有钱,两个人就蹲在办公室的台阶上吃盒饭,夏天热得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冻得手指头裂口子。

我记得那年年底,袁国富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杨,等公司做大,你就是股东。”

后来公司确实做大了,三年换一次办公室,从六十平换到三百平,再换到现在这栋写字楼的半层。人从三个变成三十多个。

每次换办公室,袁国富都会说那句话:“老杨,等公司再稳一稳,你的股份我肯定给。

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我始终没有见到那张写着“杨耀华”三个字的股权协议。

郑桂莲有句话没说错:我今年四十六了,真的等不起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郑桂莲已经醒了,坐在客厅里,盯着窗外发呆。我拿着外套准备出门,她叫住我。

“老杨。”她看着我,“不管你怎么决定,我跟你。就是别再做那种自己骗自己的事了。”

我站了片刻,点点头,关上门出去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03

公司那边,一切照旧。我像往常一样看报表、回邮件,但心里始终悬着一件事。

中午午休,我在茶水间门口碰到了财务老周。他正在接水,看见我进来,明显地顿了一下。

“哟,老杨。”他打了个招呼。

我点了点头,走到饮水机前把杯子放上去。两个人并肩站着,谁也没说话。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开了口:“周哥,昨天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路过财务室了。”

老周按着饮水机的手顿了顿,水流了一下子溅了出来。

他没说话。

我看着他:“袁总说公司今年不宽裕,但我怎么听说,利润其实还行?”

老周沉默了一阵,把水杯端起来,吹了吹热气,才低着声音说:“老杨,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有些事,该你知道的你会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了我也不能说。”

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杯子已经接满了水,溢到手指头上,才发现水是凉的。

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开着车去了城东老城区。在一栋旧居民楼下面停好车,坐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给曾运打了个电话。

曾运接得很快:“喂?”

“曾总,是我,杨耀华。”

电话那头静了一两秒,曾运的声音顿时热情了不少:“老杨!哎哟,好久没联系了,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没什么,就是……想找你聊聊。”

行啊,你在哪?我过去接你。

我说不用,约了个地方,在小区门口的老地方饭店。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很久。

车窗外的路灯把路照得发黄,一些旧日里熟悉的街景在昏暗的灯光下轮廓模糊。

这家饭店,以前我跟袁国富经常来喝酒。

那时候喝着酒、吃着烤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想,觉得天下没有干不成的事。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车门下去了。

04

老地方饭店二楼靠窗的位子。曾运已经坐在那里了,面前摆着一壶茶,旁边放着一份文件。

他见我上来,站起身来迎了一下:“老杨,好多年没见了啊。”

我点点头坐下,指了指他面前的文件:“曾总,这是?”

曾运笑着没有回答,只是把文件推到我面前:“你先看看。”

我翻开,封面上的字让我的手停住了。

“杨耀华先生入职意向书”,里面的内容比三年前那份更加丰厚:底薪翻倍,配备工作用车,承担副总职务,年度利润分成比例不低于30%。

曾运还额外加了一条:入职即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将分成比例写进合同。

我看完,把文件合上,没有回答。

“三年前我给你开过一份,”曾运给我倒上茶,“你当时没答应,我理解,你觉得你跟袁国富之间的情分还在。但老杨,你自己算算,今年是多少年?”

我没有说话。

曾运把茶壶放下,平静地说:“你在袁国富手下干了十五年,叫他一声袁总,他答应给你的干股呢?你见过吗?他连分红都只给你三千八。三千八啊老杨。你这是拿十五年跟他换的啊。”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苦涩,但嘴里的苦味还没心里一半浓。

“我知道你不一定是因为钱,”曾运继续说,“你是放不下那个情分。但老杨,情分这东西,是两个人的。你一个人舍不得,那不叫情分,那叫傻。”

我没有立刻表态,只是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曾总,这份东西我先收着。我需要想想。”

曾运点头,站起身来:“行,等你消息。这条路我永远给你留着。”

我点点头,把文件放进包里。

离开饭店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郑桂莲还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半碟花生米。

她没问我去了哪里,只是看了我一眼,看到我手里的文件袋,没有说话。

我进卧室前,把文件放在床头柜上,又顿了顿:“你先别打开,我想清楚了再说。”

郑桂莲没有回话。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又翻来覆去睡不着。

闭上眼睛,脑子里翻腾的全是这几天的事:三百多万的利润转移,老周的欲言又止,袁国富说的那些“明年再说”。

这些证据像一块块拼图,渐渐拼出了一个轮廓。那个轮廓,让我心里发寒。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05

第三天下午,我拿着手机里的银行流水单,走进了袁国富的办公室。

袁国富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手机,见是我,笑着放下手机:“老杨,来来来,坐坐坐。”

我没有坐下,站在门口,把我的手机屏幕递到袁国富面前:“袁总,这三百多万的账,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袁国富的目光落在屏幕上,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抬眼看我,目光在一瞬间变了一个样。

“老杨,你这话问得有点多余了吧?公司账目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过问了?”

我说:“我在公司干了十五年,过问一下公司账目,不过分吧?”

“这是财务的事,你管好你的销售就行。”袁国富的声音沉了下来,手机也翻了个面扣在桌上。

我们没有再说话,我收回手机,关上门走了。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过了很久,才把手机放下。

下午五点半,我交出了请假条。袁国富批了。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到城东工业园区。

一栋三层楼的办公楼门口,挂着一块很新的招牌:“曙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里面几张桌子、几台电脑,几个年轻人正在忙碌着。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出来:“请问您是?”

我说:“我找你们陈总。”

那人迟疑了一下:“请问您是哪位?”

我说:“我是杨耀华,跟你们陈总约好了。”

几分钟后,陈总从里面的办公室走出来。

他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瘦削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杨总,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看着他:“我看了一下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公司是刚注册的,法人是我老板的小舅子。陈总,你是来帮他们跑业务的吧?

陈总的笑容僵住了。他沉默了一阵,才说:“杨总,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公司的事我不掺和。我有我的难处,你别为难我。”

他转身回了办公室。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我忽然全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账上的钱一直对不上,为什么袁国富说“今年公司困难”,为什么那座办公楼的租金越来越便宜,为什么他跟最大的客户吃饭,从来不叫上我一起去。

他要做的是把公司掏空,把客户转移走,把业务重新装进一个干净的新壳里。

而所谓“曙光”,是在曙光升起之前,把跟他一起走过黑夜的人,全部留在黑暗里。

我从工业园出来,开着车绕城转了一圈。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副驾驶座上,没有任何消息。

傍晚,郑桂莲打来电话:“回来吃饭。”

我到家的时候,她正站在灶台边炒菜,油烟呛人,她一勺盐下去,翻炒几下。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的背影,她穿着那件旧毛衣,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我说:“桂莲,我想好了。”

她没回头,手下的锅铲顿了一下:“嗯。”

“我跟曾运说,我过去。”

嗯。

锅铲又动了起来。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厨房,听见隐约的水声又响起来,大概是她在往锅里加水。

06

辞职信我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就三行字:“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销售总监职务。落款:杨耀华。日期。”

早上八点,我到公司比往常早了一个小时。

办公室走廊空空荡荡,灯还没开,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

我走到工位前,打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进一个纸箱里。

保温杯、笔记本、一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还有一个旧文件袋,里面是十五年来的月度销售单据。

那盆绿萝我没有装进纸箱,我把它抱出来端在手里,叶子长得已经很茂盛了,藤蔓垂下来有一尺多长。

我抱着纸箱,手里端着绿萝,走到袁国富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我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袁国富正坐在办公桌前喝豆浆,见我进来,笑着打招呼:“老杨,这么早?”

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

袁国富的目光扫过那张纸,笑容一点点消失了。

他放下豆浆杯,拿起那张纸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用一种像是没有听懂的眼神看着我说:“老杨,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干够了。”

“你这是什么话?”袁国富站了起来,“不就是分红的事吗?我都说了明年补上,你还……”

“袁总,”我打断了他,“你新公司在城东工业园区那只招牌,挂得挺好看的。”

袁国富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愣在原地。

我没有再多说,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电梯门合拢的一瞬间,我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袁国富冲到走廊尽头,隔着正在合拢的电梯门喊了一声:“老杨!”

我没有回头,电梯门缓缓关上,隔绝了他的声音。

电梯一层层往下走,我抱着的纸箱里,那支旧钢笔从笔记本上滑落,掉在纸箱边缘,我腾出手把它拨回去。

到了地下车库,我把纸箱放进后座,绿萝放在副驾驶脚边,然后发动车子。

手机响了。我瞄了一眼屏幕,是袁国富打来的。

我把手机按了静音,扔在仪表盘上,掉头开出车库。

车子出了大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里。手机屏幕还在一下下地亮着,袁国富打了一个又一个,我始终没有接。

郑桂莲的电话是十五分钟后打来的。我接起来,她的声音很平静:“办完了?”

“办完了。”

“中午回来吃饭吗?”

我说:“回来。”

挂掉电话,我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看着前方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忽然觉得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07

到家的时候,郑桂莲已经在家了。她上午请了假。桌子上摆了四个菜,清炒土豆丝、红烧排骨、蒸了条鱼,还有一盘拌黄瓜。都是我爱吃的。

她给我盛了碗饭,我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郑桂莲看了一眼,没问,只是拿起我的手机摁了静音键,扣在桌上。

吃了饭,我去阳台上给绿萝浇水,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袁国富发来的短信。

“老杨,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咱们见面聊一聊,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商量。”

我没有回。

过了几分钟,第二条短信来了:“老杨,你不要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