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名医大典沈知遥
图 | 微摄
产科的床位在空，托育的位子在缺
北京某三甲医院，产科病房的入住率从几年前的90%以上降到了现在的不到60%。走廊里加床的景象已经好几年没出现了。
同一个城市，另一个场景。一对双职工夫妻，孩子一岁半，双方父母都在外地。妈妈产假结束后请了三个月事假，事假用完就只能请保姆。保姆月薪八千，比她一个月工资还高。她算了一笔账：上班赚的钱刚好够付保姆费，那她上班到底图什么？
最后她辞了职。
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个残酷现实就浮出水面了：一边是产科在收缩，一边是托育在短缺。
截至2025年底，全国托育机构已达12.6万家，托位数超过660万个，千人口托位数约4.73个，已经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但3岁以下婴幼儿的实际入托率仅为7.86%，不到8%。而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约3000万。
超过660万个托位，实际入托率不到8%——这意味着大量托位在空转。不是没有位子，是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过去。一份覆盖全国的托育调研显示，民营托育机构的实际入托率仅为40%，大量托位处于闲置状态。
问题出在哪儿？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曾指出，托育服务的核心矛盾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家长不愿意送托，最核心的顾虑是：安全吗？专业吗？孩子在那里能得到好的照护吗？
9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把医院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台。
医院的角色变了：从“签个约”到“必须干”
过去医院和托育的关系，大多数停留在“签个约、开个绿色通道”的层面。医院在托育体系里是“支持方”——托育机构有需要，医院提供指导。但这份文件改变了游戏规则。
文件明确，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可以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参与托育机构办托条件、保育照护、卫生保健、人员队伍等方面的质量管理工作。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要完成这项工作，必须依靠医院在儿童保健、疾病防控方面的专业力量。
这意味着医院的角色从“可参与的签约方”变成了“必须承担任务的枢纽”。文件要求到2030年前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央投资支持的项目原则上应于当年开工、第二年年底前竣工，竣工后一年内投入运营。时间表很紧，任务很实。
文件对医院提出的要求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健康管理。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要为在托婴幼儿提供体格检查、疾病防控、伤害预防、营养膳食等专业指导。这需要儿科、儿保科的专业人员定期到中心开展健康检查和指导。
第二是培训输出。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要开展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安全管理等。医院在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控方面的专业积累，可以直接转化为培训课程。
第三是质量管理的受托。 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接受委托参与托育质量管理，医院的专业能力是这项工作的技术底座。
四个已经落地的样本：医院到底怎么带娃？
政策定了方向，但具体怎么干，还得看已经跑起来的案例。
样本一：济南的“健康副园长”制度。 济南市从省市级三甲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选派近百名医务人员常态化下沉托育机构，提供“一对一”健康指导，全市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签约指导率达99.64%。这些医务人员被聘为“健康副园长”，提供卫生保健、科学养育、疾病预防等服务，同时建立绿色转诊机制，破解健康干预不及时的问题。通俗地说，每个托育园里都有一个来自三甲医院的“健康管家”。
样本二：东营区的“医育联动”。 东营区妇幼保健院与托育机构签约后，利用儿科、儿童保健科、中医儿科等团队，提供卫生保健业务指导、健康体检、疫苗接种、疾病筛查等服务，同时推广小儿推拿、膳食调理等中医特色服务。签约率达到100%，健康指导员不定期到备案托育机构进行指导。
样本三：贵州关岭的“医育结合”。 关岭自治县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今年3月开园，是全市首家公办“医育结合”托育机构。中心毗邻县妇幼保健院而建，占地面积1800余平方米，规划设置8个标准化托班，可提供150个普惠托位。医护团队全程参与孩子的健康监测，从每日晨检到营养膳食搭配，再到常见病预防，都有专业兜底。这种“毗邻医院”的布局，让医疗资源能够零距离嵌入托育服务。
样本四：南通妇幼保健院的自建托育园。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面向医院内部职工子女开办托育园，接送时间接轨职工上下班时间，相关支出可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托育园为每个宝宝建立动态健康档案，每两个月做一次检查，儿保医生在检查中发现了运动功能发育迟缓、口腔功能弱等问题，儿童康复科配合干预。这种模式解决的是医院职工自身的带娃难题——医护人员值夜班、加班是常态，如果医院自己都不解决托育问题，怎么指望社会解决？
这四个样本指向同一个结论：医院在托育体系中的角色，不是“挂个名”，而是把儿科、儿保科、康复科、营养科的专业能力，真正嵌入托育服务的日常运行中。
落地还有几道坎：医院接得住吗？
方向是对的，但医院要真正接住这个任务，面临几道现实的坎。
第一道坎：人手从哪来？ 儿科医生本来就紧缺。全国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长期面临人才流失，让本就紧张的儿科和儿保科力量再分出一部分去托育机构驻点，不是发个文件就能解决的。济南的做法是“常态化下沉”，但近百名医务人员服务全市托育机构，平均每人要覆盖多家，能投入多少时间、能覆盖多少机构，都是现实问题。
第二道坎：动力从哪来？ 医院参与托育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取决于这件事对医院本身有多大价值。对妇幼保健院和儿童专科医院来说，这是拓展服务边界、强化区域影响力的机会。但对综合医院来说，儿科本身就是“不赚钱的科室”，再让儿科医生去托育机构做指导，经济效益上很难算得过账。
第三道坎：能力边界在哪？ 医院擅长的是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但托育服务的核心是“育”——早期发展、情感陪伴、习惯养成、社交能力培养。这些不是医生的专业领域。文件提出“医育结合”，但“医”和“育”怎么分工、怎么协作，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中国信通院副院长敖立曾指出，0-3岁家庭亲子需求覆盖率超过80%，而托位供给仅约25%——需求缺口不仅在于“有没有人看”，更在于“看得专不专业”。
还有一道更大的坎：托育人才的整体短缺。 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全国持证保育人员数量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尤其是具备婴幼儿照护、营养保健、心理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宁波已将保育师纳入2026年紧缺职业目录，盐城今年以来开展保育师等技能培训30余期。各地都在补课，但人才缺口不是短期能填上的。
托育这件事，医院不能再当旁观者了
把3000万婴幼儿的托育问题交给医院，这步棋的逻辑是清晰的：医院有最专业的儿童保健能力，托育服务最缺的恰恰是“专业”二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方向没有错。
但政策能不能落地，取决于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儿科和儿保科的力量够不够分？ 如果医院本身儿科就在喊缺人，再让医生去托育机构驻点，结果可能是两头都顾不上。
第二，激励机制能不能跟上？ 驻点托育机构的医生，考核怎么算、收入怎么定、职业发展怎么规划？这些问题不解决，“常态化下沉”很容易变成“形式化下沉”。
第三，医育融合的边界在哪？ 医院管健康，托育管教育，两者怎么协同、怎么分工，需要在制度层面厘清，否则容易出现“都管都不管”的真空地带。
对医院管理者来说，现在不是“要不要参与”的问题，是“怎么参与”的问题。提前介入的医院，将更早建立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而对那些还在观望的院长来说，这份文件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托育这件事，医院不能再当旁观者了。
文章数据主要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2026年9月15日发布）；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2026年9月14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题报告及育娲人口智库《中国托育报告2025》；远翔神思咨询《2026中国普惠托育专题报告》；济南市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数据（2026年6月24日）；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签约仪式通报（2026年1月9日）；安顺日报《全市首家公办“医育结合”托育机构落户关岭》（2026年4月1日）；南通网《医育融合点亮安心童年》（2026年8月29日）；健康报《下力气补齐养老托育人才缺口》（2026年4月20日）；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对市政协提案的答复（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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