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到杭州栖霞岭岳飞墓祭拜时,注意到墓前跪着五尊铁铸人像。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都在其中,最外侧还有一人,名叫罗汝楫。后来重修墓祠,这第五尊像被移走,岳飞墓前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四奸跪像”。

少掉的,正是罗汝楫。

这件事看似只是少了一尊铁像,背后却牵出南宋绍兴年间那场震动朝野的冤狱,也说明后世塑造岳飞墓前跪像时,并不是简单按照官职高低排列,而是有着强烈的历史评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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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遇害,并非一个臣子擅自构陷那么简单。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2年,南宋朝廷在临安处理岳飞、岳云、张宪一案。岳飞被解除兵权后下狱,罪名却始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秦桧一方最后只能以“莫须有”收场。

“莫须有”并不是明确罪证,恰恰暴露了案件的虚弱。

秦桧当然是主办者之一。可是,若把全部责任都推给秦桧,也会遮蔽南宋政治的真实结构。岳飞之死,离不开宋高宗赵构的授意和认可。皇帝担心的,不仅是岳飞坚持北伐,更是武将拥兵、军民归心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岳家军并非岳飞的私人军队,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它属于南宋中央军事体系,只是岳飞长期统率,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突出,形成了鲜明的将帅威望。郾城、颍昌等战事之后,岳飞在军中和民间拥有很高声望,这种声望在君主眼中未必全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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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长期奉行以文制武。靖康之变后,赵构虽然依靠武将保住江南,却始终防备武人坐大。岳飞屡次要求北伐,提出迎回徽宗、钦宗的政治目标,也触及了赵构最敏感的底线。只要二帝归来,赵构的皇位正统便可能受到冲击。

因此,岳飞与赵构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是秦桧从中挑拨。秦桧更像是替皇帝执行意图、同时借机排除异己的权臣。他对岳飞的不满,和朝廷的主和路线合在一起,最终把一桩本可查清的案件推向了死局。

张俊的变化,也颇能说明南宋武将的处境。早年张俊曾提拔岳飞,二人一度共同抗金。后来形势转变,张俊接受解除岳飞兵权的安排,并参与构陷。这个人从抗金将领转向迎合主和,并非单纯因为私人恩怨,更与权力选择和自身利益有关。

王氏则是秦桧的妻子。关于她在岳飞案中具体做了什么,后世流传着许多故事,其中“东窗事发”的说法影响很大,但未必都能当作确凿史实。她之所以跪在墓前,主要是因为作为秦桧家属,被后世视为秦氏政治集团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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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卨的罪责相对具体。他曾参与审理岳飞案件,并多次弹劾为岳飞辩护的人。御史何铸起初奉命审讯岳飞,后来认为案件证据不足,返回朝廷据理力争。秦桧不满意,审理权便转到万俟卨手中。

万俟卨接手后,继续搜罗口供,试图把岳飞与张宪联系起来。岳云也被牵连其中。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在大理寺狱中遇害,岳云、张宪随后被处死。南宋宗室赵士㒟曾为岳飞申辩,并以全家性命担保,结果遭到贬逐。替岳飞说话的人接连受压,案件的性质也就更加清楚。

罗汝楫同样参与过这场案件。他担任过监察、刑狱方面的官职,曾奉命办理岳飞案,并弹劾替岳飞说话的人。只是与秦桧、张俊、万俟卨相比,罗汝楫的地位和影响都要小得多。他跪在岳飞墓前,更多是因为参与构陷,而不是因为他在整个案件中起了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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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正是后来移走他的原因。

据地方传说,李卫重修岳飞墓祠时,认为罗汝楫官职不高、影响有限,把他与秦桧等人并列,反而失去了主次,于是将其铁像撤去。这个细节在民间流传很广,但具体过程缺乏足够统一的史料支撑,不能说成李卫亲自留下的明确判词。

值得一提的是,岳飞墓前的铁像并非一成不变。铁像历经风雨、损毁和重铸,地方修葺时也可能出现增减。杭州岳王庙今天常见的跪像为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其他地方的岳飞祠庙,则可能保留不同组合,甚至出现罗汝楫或王俊的形象。

所以,“少了哪一个人”的答案很明确:罗汝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平反,也不是说后人认为他没有罪责,而是墓前跪像经过重修后,保留了最具代表性的四人。铁像的位置可以改变,岳飞案的卷宗却没有因此改变。1142年那场冤狱,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四尊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