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8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雨后初晴。张治中跟着周恩来走进院子时，毛泽东已站在门口。这位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心里揣着一句话，不说出来，这趟北平就算白来了。张治中手里那杯茶端了很久，一直没喝。他今天来，有一句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这趟北平就白来了。
张治中跟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交情，这件事情要从 1924 年开始说起。在那一年的时候，黄埔军校成立起来了，蒋介石当上了校长，张治中从保定军校出来之后，被调动到黄埔去当入伍生总队副。
蒋介石对他很看重，在北伐的时候，让他带领军队，在中原大战的时候，让他当嫡系师的师长。到了 1936 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了，张治中在各方之间来回地奔走，和各方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周旋，最终把蒋介石活着接了出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拍着他的肩膀讲了一句话：“文白，你救了我，同时也救了党国。”张治中把这句话记了十几年。
然而到了 1949 年，这句话的分量已经发生变化了。三大战役打完之后，国民党最为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报销了，长江以北全部被解放了。蒋介石在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可是他本人在溪口，电台和密使一直不断，南京的军政大事照样要送到溪口去做决定。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手里没有兵也没有钱，说话起不到作用。张治中接下来接受和谈代表这个任务之前，先去了一趟溪口。他在蒋介石的面前坐了几天，听蒋介石说“终老是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这类的话，心里是半信半疑的。他知道蒋介石不会真正地放手，可是他还是想要替这位老校长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回到南京之后，他给中共发送了一封电报，说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在条文里面写得过于死板。中共回了电报，说可以考虑进行宽大的处理，但是追究责任的字样不可以删掉。张治中还是没有死心。4 月 1 日，他率领团队飞到了北平。
谈判从 4 月 2 日开始，双方在六国饭店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地拉扯。张治中拿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时候，翻到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几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就是蒋介石。他合上文件，坐了很长时间。
南京和溪口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催过来，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其他的条款可以进行商量，唯独战犯这一条，必须要替蒋公争取到最宽大的处理。
4 月 8 日的谈话，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傍晚。毛泽东先是询问了张治中 1945 年重庆谈判时候的事情，说当年承蒙他热情地接待，全家迁出桂园让给中共代表团使用，这份情谊记着。张治中听着，心里稍微放松了一点。可是他知道这一趟不是来叙旧的。
谈了几个具体的条款之后，张治中把话题转到了战犯问题上。他的语气尽量地放平，说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方便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能够给蒋先生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对和平接收、减少抵抗都有好处。
毛泽东在听完之后，没有马上就接着说话。他站了起来，朝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地图的前面走过去，背对着张治中站立了一小会儿。之后他转过身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文白先生，这并不是谁给另外一方留下退路的这么一个问题。这属于人民所提出的要求，人民所提出的这种要求，是不可以打折扣的。”
张治中坐在那把椅子之上，手里拿着的那一杯茶最终放了下来。他在后来所写的回忆之中提到，在听完那句话以后，他全部准备妥当的说辞都卡在了喉咙。
毛泽东又补充了这么一句：“战犯是一定要进行惩办的，退路不存在，出路是能够有的。”这话讲得很直白——想要保留后路然后继续开展对抗，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要是真心地承认错误、放下手中的武器、归顺到人民这边来，改过自新的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张治中理解了其中的意思：底线是一点都不能退让的，但是门没有被焊死。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年献词期间，毛泽东就特别响亮地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最终”的这样一个口号。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要彻底地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所拥有的国家机器给摧毁掉，必须要惩办那些战争罪犯。
在随后开展的和谈过程当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为了能够减少南京代表团所面临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里面把战犯的名字给列出来，但是对于战犯问题，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向前推进，是否有利于采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国内问题当作标准，准备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宽大并不等同于纵容，宽恕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国家实现统一，是不可以动摇的底线。
4月13日双方进行首次正式会谈的时候，周恩来一条一条地对草案进行说明，最后说了这样的话：4月17日必须要做出决定，18日以后不管成败情况如何，解放军必须要渡过长江。张治中把草案发回到南京，李宗仁不敢做出决策，又把草案送到溪口。蒋介石在看到草案之后拍了桌子，骂这是“投降书”，拒绝接受这个草案。
4月20日，南京政府正式拒绝签署。当天晚上张治中在六国饭店坐了一整个夜晚，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为蒋先生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量，可是历史方面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够把他拉回来的。”4月21日数量众多的军队渡过长江，23日南京获得解放。
张治中没有回到南京，周恩来劝说他留下来，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点了头，给南京发去电报辞去所有的职务。那一年他五十九岁，在国民党里面工作了二十五年，最后留在了北平。
在留下来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以前的部下写信件。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他们起义的背后都有他所发出的电报在发挥作用。
他这一生被人们称作“和平将军”，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号听起来很不错，到了晚年才明白，和平这两个字所具有的分量比任何军衔都要重。新中国成立之后，张治中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很少提及1949年春天进行的那场谈话，偶尔有人问起这件事情，他也只是露出笑容。
回过头去看这段过去的事情，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宽大胸怀，是面向人民的；而国家实现统一的底线，是绝对不能进行退让的。
可以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但绝不允许分裂国家的图谋得逞。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退路，而是顺应民心，放下执念，站到人民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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