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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强子对撞机又把量子纠缠推向一个更极端的尺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ATLAS实验利用希格斯玻色子的罕见衰变,首次获得两个Z玻色子之间量子纠缠的强证据,统计显著性达到4.7个标准差,距离粒子物理常用的5西格玛“发现”门槛仅一步之遥。

这项结果并不是说希格斯粒子突然变成了量子通信装置。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纠缠这种通常在光子、原子和低能实验中研究的现象,如今被直接检验到寿命极短、质量很大的基本粒子体系中,而且其中一个Z玻色子还是无法作为自由粒子存在的“虚”状态。

希格斯衰变制造了一对特殊的Z玻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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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是著名的“黄金衰变道”H→ZZ*→4ℓ。一个希格斯玻色子先衰变成两个Z玻色子,随后两个Z分别衰变成电子或缪子,最终留下四条可被探测器精确重建的带电粒子轨迹。

这里有一个关键限制。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约为125GeV,而一个Z玻色子的质量约为91GeV,因此希格斯的能量不足以同时产生两个处于正常质量壳上的Z玻色子,至少其中一个必须处于所谓“离壳”或虚状态。

Z玻色子本身只能存在约10的负25次方秒,研究人员无法像测量光子偏振那样直接测它们的自旋。ATLAS团队于是利用四个轻子的飞行方向,反推出母粒子的角分布和自旋关联,再检验这些关联是否能够由非纠缠状态解释。

这是一项统计学和实验技术都极其苛刻的工作。该衰变通道只占希格斯衰变的一小部分,分析多年LHC数据后,真正能用于这项纠缠研究的事件也只有约400个。

从实验方法上看,这也是一次“从衰变产物读取量子信息”的成功演示。

研究人员并没有直接抓住Z玻色子,而是利用它们留下的轻子轨迹重建不可见的联合自旋状态,这种间接测量思路未来还可用于W玻色子和其他短寿命粒子。

4.7西格玛意味着“强证据”而非最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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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最敏感的检验显示,非纠缠假设被数据排斥到4.7西格玛水平。这个数字已经远高于通常所说的“证据”标准,但仍略低于高能物理把新现象正式称为“发现”时惯用的5西格玛门槛。

因此,准确表述应该是首次获得希格斯衰变产生的Z玻色子对发生量子纠缠的强证据,而不是已经以最高统计标准完成最终确认。

此前,ATLAS已经在顶夸克—反顶夸克体系中观测到量子纠缠,证明高能碰撞同样能够成为量子信息实验室。此次Z玻色子结果更进一步,因为自旋为1的Z粒子拥有三个可能的自旋投影状态。

从量子信息角度看,这使Z玻色子更接近“三能级量子系统”,也就是qutrit,而不是普通的二能级qubit。研究这类高维纠缠,可以检验比两态系统更丰富的量子关联结构。

一个“虚粒子”也能参与纠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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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结果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中一个Z并不以普通自由粒子的形式出现。所谓虚粒子是量子场论计算中的中间状态,不能像稳定或短寿命实粒子那样被探测器直接记录。

这并不意味着实验“证明了虚粒子真实存在”。在现代量子场论中,哪些中间对象应被赋予怎样的本体论地位,本来就不是单靠一次实验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数据表明,描述离壳Z状态的自由度确实参与了可观测的角相关,而且这些相关呈现出纠缠所要求的结构。换句话说,不论怎样解释“虚粒子”,理论中对应的量子状态不能被当成两个彼此独立的经典对象。

这为高能物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窗口。过去研究希格斯主要关注产生率、衰变率、质量和耦合强度,现在量子信息量也可以成为检验其相互作用结构的工具。

量子信息正在进入粒子物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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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斯玻色子没有自旋,这使它成为研究Z玻色子联合自旋状态的天然实验室。两个Z从一个零自旋母粒子中产生时,它们的自旋组合受到严格约束,量子力学允许多种可能性以叠加形式共同存在,由此形成强纠缠。

这种测量不仅验证量子力学本身,还可能对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相互作用敏感。如果希格斯与Z玻色子的耦合方式存在微小异常,纠缠结构和角分布都可能发生偏离。

不过,当前结果仍受样本数量限制。随着LHC继续积累数据,尤其未来高亮度大型强子对撞机投入运行,物理学家将能用更多希格斯事件把统计误差进一步压低,并检验更复杂的纠缠与贝尔型相关。

这项研究也提醒公众,量子纠缠并不意味着可以超光速传递信息。纠缠给出的,是两个系统测量结果之间超越经典描述的相关性,而不是一种可操控的瞬时通信渠道。

希格斯粒子在2012年被发现时,被视为标准模型最后一块重要拼图。十多年后,它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从“被寻找的粒子”变成检验量子世界结构的实验平台。

这可能才是此次结果最深远的意义。大型强子对撞机不再只是在寻找更重的新粒子,它也开始用宇宙中最短命、最高能的对象,重新追问量子力学究竟能延伸到多么极端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