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白鸟库吉在《支那古代传说的研究》中对“尧舜禹三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提出质疑，引发了日本汉学领域诸多学者参与的“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这场争论发生的社会背景是日本国力逐渐壮大，西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断细化和加强，后者对日本汉学研究在内容和形式的转变准备了理论武器，前者则为日本学者谋求这种转变从文化心态上提供了支撑。
其时，与中国上古史密切相关的甲骨流入日本不久，与白鸟库吉进行争论的主要学者林泰辅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按照通常的学术研究轨迹，甲骨文即使不能产生埃及考古所发现象形文字的效应，至少这场争论应该发展成为基于对甲骨文的解读，而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探讨的另一个开始，但我们看到的是，白鸟库吉对甲骨研究成果的无视和进行日本式儒学解释、研究的转场。
如何看待白鸟库吉的学术立场，如何解读这次“尧舜禹抹杀论”之争？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白鸟库吉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但止步于斯，便无法解释白鸟库吉早于“尧舜禹抹杀论”对日本“神代史”提出的质疑，以及晚些时候其对日本“天照大神”存在的否定，也无法解释白鸟库吉反复强调的对儒学的推崇，更何况对尧舜禹是否为真实历史人物提出质疑的外国汉学家，白鸟库吉并非第一人。是否如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尧舜禹抹杀论”体现了白鸟库吉在“对研究对象绝不设置限定或禁忌”的情况下，“正确严密阅读史料的实证研究态度”？
一般认为，白鸟库吉的史学方法得于里斯(德国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第一任史学科主任教授)，根在德国兰克学派，且不论兰克的史学方法是否适合探讨横跨几千年时间的中国古史，只是白鸟库吉对于考古史料的忽视，便显露了其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是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在其后白鸟库吉对儒教的论述中更趋明确。考察白鸟库吉关于尧舜禹相关讨论的核心观点——抹杀尧舜禹和推崇儒教，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还原到当时代日本东洋史学发生之初的文化背景中，可以看到，白鸟库吉对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态度与方法的解构，以及对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洋史学研究框架的建构。
一、“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
1909年以前，白鸟库吉史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中国古代史，其师从里斯，并追随里斯留学德国期间及其后所作著述同中国古代史也无太大关联。要理解白鸟突然在1909年抛出质疑“尧舜禹三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尧舜禹抹杀论”，如下三个方面因素可供参考。
第一，日本当时社会文化圈对传统汉学研究的思考。20世纪之前，汉学研究在日本的外来文化研究中一直占据着显学位置，包括从日本引进西方学制后，对学科最初的划分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情况。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民族自豪感”的支撑下，面对传统汉学的根深叶茂，日本学界谋求转变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不同的声音更显响亮起来。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回顾日本有关中国‘周边’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明治大正之际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兴趣重心也明显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所谓‘满蒙回藏鲜’即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为“尧舜禹抹杀论”的出笼提供了土壤。
第二，白鸟库吉的知识储备与情感倾向。白鸟库吉曾追随里斯留学德国并游学欧洲，对于欧洲当时的东方学研究，曾发出：“东洋人要知道东洋的事必须要请教西洋人，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多么地遗憾啊”的感慨。而在白鸟库吉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对尧舜禹是否为真实历史人物也提出过质疑，如程憬在《古史的研究》中提到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和夏德(F.Hirth)等，这些学者的观点是否成为白鸟库吉的知识储备虽未有定论，但也无法完全排除其中的关联。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论及白鸟库吉时，多谈那珂通世对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另一位东洋史学发生时期的重要人物三宅米吉。田中正美在《东洋学的系谱·那珂通世篇》中记载：“白鸟库吉和石井菊次在中学时就得到两位大人物(那珂、三宅)的惠育，特别是三宅米吉，后来出任东京师范学校教职，时正当白鸟库吉和石井菊次郎进入大学预备科，三宅米吉一直让他们俩住在自己寓所——小石川传通院内贞照庵里面，这两位年轻人与三宅米吉朝夕相处，受到很大的熏陶。”三宅米吉是英国学者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坚定支持者，认为中国文化“非所谓圣人之发明，必由他国输入而来。”这种思想必然影响到白鸟库吉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对此，我们赞同孙江的观点：“关于‘尧舜禹抹杀论’这段公案，一般将其置于‘疑古’语境来探讨，其实这场争论背后还有‘西来说’的影子。”
△ 白鸟库吉（1865—1942）
第三，简要还原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时的学术研究历程。从1903年白鸟库吉回日本后，提倡组织由学者乃至政治家参与的“东洋历史研究学会”，到1906年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开始着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白鸟库吉拜访了大量的实业家和政治家寻求援助，但屡遭拒绝四处碰壁。所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对白鸟库吉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身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机关，这使得“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开设准备工作，一方面促使白鸟库吉转向对中国的关注;另一方面，对其中国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产生影响。
于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津田左右吉在谈到“尧舜禹抹杀论”这一问题时，为什么会说“白鸟库吉总是先做‘假定’，然后按照假定来镶嵌事实了。”同时，上列三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单纯认为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是白鸟库吉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对我们了解20世纪初的日本学界，了解日本东洋史学，了解白鸟库吉，帮助是有限的。
二、《尧典》记事真伪与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实质
关于“尧舜禹三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之争，参与者众多，所引发的论题亦涉及面较广，但就白鸟库吉对该问题的相关论述而言，找到其论述的实质内核所在，是全面认识“尧舜禹”抹杀论及相关论争的重要基础，也是廓清“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研究之间关联的必要环节。
在《支那古代传说的研究》中提出尧舜禹并非实在人物，白鸟库吉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讨论了《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记事的真伪，利用《说文》、《风俗通》等文献考察了尧、舜、禹名字的由来等，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林泰辅最初反驳白鸟库吉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关于《尚书》的制作年代问题。接下来，白鸟库吉回应林泰辅反驳的文章《〈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别是关于尧舜禹)》又进一步指出，尧典记载的天文与当时科学进步程度不相符合，在天文学上质疑《尚书》的真伪，其后如李孝迁所言：“《尧典》编成年代考，系关帝尧是否确有其人，所以格外引人重视。林泰辅反驳白鸟氏的力证，即谓《尧典》的天文记录是可信的，此后新城和饭岛争论依然以考订此问题为焦点。”同时，林泰辅的后续反驳乃至各自其他支持者的争论中，围绕《尧典》记事真伪进行论述的文章也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前我们讨论和认识“尧舜禹抹杀论”之争的关注点。
众多学者广泛关注的“尧舜禹抹杀论”争论的焦点：《尧典》记事真伪与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提出的主旨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并行的问题，《尧典》记事真伪是“尧舜禹抹杀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无需辩驳，对于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三王为真实历史存在的初衷和主旨，则可从如下两方面可以来看。
首先，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最初目的。白鸟库吉在《支那古代传说的研究》一文中开宗明义：“传说一定伴随着国民的理想，也就是说国民的理想大多包含在了传说当中。因此要研究一国的历史，论及其精神所在，一定要探讨国民中固有的传说，给予妥当的解释。”“尧舜禹”是白鸟库吉对中国古代传说研究的开始，也是继朝鲜古传说研究之后白鸟库吉再一次对古代传说“感染兴趣”。我们看到，其目的并不是古代传说的本身，而是为了了解“现代”中国，寻求中国文化的根源，说明中国文化的本质。至于选择了“尧舜禹”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要想从根本上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必须要考察古代的传说。在研究中国的传说时，儒教是理想的对象。其中也包含了作为儒教崇拜的历史人物。”白鸟库吉认为，儒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尧舜禹，尧舜禹是“儒教理想的表现”。也就是说，白鸟库吉真正着眼点是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尧舜禹的传说中寻找儒家思想的对象，以此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其次，需要更全面考察白鸟库吉涉及对“尧舜禹”进行“抹杀”的其他论述。继《支那古代传说的研究》之后，白鸟库吉先后发表的涉及“尧舜禹”及相关问题的主要论述包括：《〈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别是关于尧舜禹)》及同一年的《儒教的源流》，1915年的《日本儒教的顺应性》，1917年“纪念立太子礼第一回演讲会”的演讲稿《国体和儒教》，1918年的《汉文化的性质》等等。在这些文章中，白鸟库吉进一步强调尧舜禹的虚构性，甚至还提出了许多“新证据”。但需要注意的是，上列著述中，白鸟库吉更重要的是在发表“支持儒学”或者说有关儒学之宣言。
白鸟库吉在《日本儒教的顺应性》一文中指出，日本文化中很多优良品质都源自儒教，儒教比佛教更早地进入日本，对日本的影响如很大，“儒教”中的尽忠尽孝、父母孝，兄弟亲，夫妇和，朋友信等思想对日本民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日本民族也具有这些优良美德。白鸟库吉认为“儒教”的主旨大体说来就是道德。其中也包含了宗教的分子，“儒教”在道德方面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是一致的，日本人的道德精神与儒学所倡导的人伦五常没有矛盾，如上述的对父母要孝、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夫妇间要和等等，所以儒教才能够顺利地融入日本。只是宗教观念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特别是表现在政治上的国体观念，中日存在着很大差别。
1917年1月的纪念立太子礼第一回演讲会演讲中，白鸟库吉曾说：“我们日本人是有缺点，但我们是能够认识到缺点的民族，能够反省弱点的民族。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都是在获取世界各国的有形无形的长处填补自己的不足。第一是中国的儒教，第二是印度的佛教，第三是西洋的文化。”在这篇文章中，白鸟库吉拼命为自己辩解，以求“平冤昭雪”。他认为，儒学精神是构成日本国民思想的重要成分，儒学已成为“日本人血液的一部分”浸润着日本国民。日本人接受了儒学，能够使本来具有的“优秀的”国民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儒教中有很多好的教义，日本人必须对其进行公平的、根本的研究，从中获取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尧的公平，舜的孝行、禹的勤勉等等，还倡导不但日本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学习。最后，白鸟库吉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看来，儒教中值得我们深刻学习的地方有很多。”
1918年的《汉文化的性质》对“抹杀尧舜禹”和支持儒学，则有一段更明确的总结：“我在某学会演讲时曾说，被认为儒教先祖的尧舜禹是理想的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当时很多汉学家指责我破坏名教、发表歪理邪说。我只是从我的信念出发说尧舜禹是架空的人物，非此则不能明确儒教真正的性质。慢慢会理解我并非儒教的敌人，而是儒教的朋友。”
总之，白鸟库吉认为，是自己的考证使儒学更有了生命力，因为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尧舜禹是距今四千多年前出生早已逝去的帝王，是作为一个真实人物崇拜着，但毕竟早已逝去，对已经逝去的人还有什么崇拜价值呢？依照白鸟库吉的说法，尧舜禹是作为理想化的帝王而存在，即尧舜禹不是人，而是神，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如此一来，儒学的精神便可以体现在这三个人的人格之中，只要儒学存在，这种人格便存在，不但没有动摇儒学的根基，反而使其基础更加坚实。
支持“儒教”，否定“尧舜禹”为真实历史存在，这是一个逻辑学上的二元悖论，还是如白鸟库吉所言，对“尧舜禹”的否定是为了使儒学更具有生命力？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是纯粹的基于新的史学方法对传统汉学的再审视，还是如津田左右吉所言，先假定，然后按照假定来镶嵌事实，下面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尧舜禹抹杀论”之争与白鸟库吉推崇的“实证”史学方法，以期寻找答案。
三、甲骨学与“尧舜禹抹杀论”的史学方法
一般认为，白鸟库吉的史学方法来源于里斯，间受到兰克的影响，注重实证考据，以史料批判方法考辨古史。从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到兰克的史料考证，再到白鸟库吉就学于里斯，其间纠葛众多，显然不应该简单定义白鸟库吉的史学方法即实证主义。只就“尧舜禹抹杀论”之争中白鸟库吉的史料考据而言，显然忽视了史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来重要史料——甲骨文。
林泰辅对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反驳，除了对所涉及典籍的理解、诠释、补充之外，其论据之一是源于对甲骨文的见解。发现于中国河南的“甲骨”最早在1909年流落到日本，通过东京的书店，分别落入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人手中。林泰辅获得了几百片以后，同年即在《史学杂志》发表了《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林泰辅认定甲骨是殷代王室用于占卜的遗物，不仅仅在文字上，关于龟甲占卜的方法也填补了周官礼仪等书籍上的不足。关于林泰辅利用甲骨学对白鸟库吉所进行的反驳，我们可以看他1911年末发表在《东亚研究》上的《支那上代之研究》的片段：
关于周代以前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时代，《尚书》《左传》《史记》等书中记载着唐、虞、夏、殷等时代，但要想确认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除了研究书籍以外的实物就没有更合适的手段，只是周代以前的研究材料都是历来世人皆知的古铜器，被人称为殷器，但那到底是不是殷器，如果没有确定的证据也很难令人信服。
关于这些龟甲兽骨的年代登载在藏龟的诸家的序言中说是周以前，其理由有四条：大多是象形文字，文字的缔造与篆书不同，用祖乙祖辛等的十干命名，与《周官》的卜法不同等，我根据藏龟的序文中其发现地是河南省汤阴县古里城的说法，而且距离殷旧都又不远，所以从地理上观察应该是殷代的文物。
从雕刻在龟甲兽骨的文字用法证实了殷代以及殷代以前一定存在着某种历史时代，因为龟甲兽骨中很多见的是干支文字，干支文字除了像现在普通的记载用法以外，还有像日乙、日戊、日庚等只书写十干的用法，例如，诗《小雅》中有吉日惟戊的说法，另外《钟鼎文》中也长有所见，这些在《史学杂志》中也有列举，所以现在就省略了。总之，甲骨文、钟鼎文通常都是干支搭配使用，也存在着少数只用十干的例子，这说明在干支配以前存在着只用十干的时代，甲骨文中干支文字有三四个字很难读，我在《史学杂志》上留下了疑问，但现在已经明了，对此再外论述。
对于林泰辅提出的甲骨学上的证据，白鸟库吉没有给出回应。甚至在白鸟库吉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其他文章，还包括1921年在东洋史谈话会上的演讲《关于周代的古传说》，1929年11月史学会例会的演讲《关于支那古代传说》，1930年5月以后，每周一次前后共七次的第十四届东洋史学讲座的演讲稿《支那古代是批判》(未发表)，白鸟库吉担任皇太子的“御进讲”(御用讲师)时所使用的草案《东洋史(卷一)》等文稿中，都没有涉及殷墟以及甲骨文的文字。五井直弘认为：“对于殷墟甲骨文的无视，其实是由于其背后隐藏着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的意识。”就“尧舜禹抹杀论”争论而言，白鸟库吉忽视“甲骨”显然包含了主观故意的成分，而对于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缺憾，白鸟库吉后期关于中国古代史再无言论，于此亦有较大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无视“甲骨”的白鸟库吉并不忽视考古，对“尧舜禹三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提出质疑的同一年，白鸟库吉在中国之行时发现的碑石曾经引起史学界的很大关注。1909年的《盛京时报》八月初四日第八百六十六号“专电”发表了这一消息，全文如下：“日本亚东史学大家白鸟库吉博士前赴北满地方勘考史迹，已于阳历十四日由海参崴回抵东京。闻博士此次在吉林阿什河之西南米城(译音)发现一碑石，据碑文所记知金代之帝都非宁古塔反自会宁，并得有金代之镜子三四个，盖系史学界之大发现，资斯学之参考者盖颇大焉。”这说明白鸟库吉并不排斥考古学方法，也并不否定考古学上的证据。1922年，白鸟库吉欧洲视察时，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法国亚细亚学会创立百年暨商博良埃及古文字解读100周年的纪念大会，并代表东京大学总长宣读了致辞。当然，不能明确宣读致辞是否是他的意志所为，但从欧洲回途中，白鸟库吉专门到达埃及，考察古迹的发掘调查。这些都说明，白鸟库吉对于考古学的发现调查，对于古文字的解读均兴趣深厚，但唯独对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对于甲骨文字却始终抱无视态度。
透过这种无视，白鸟库吉所要强调的是，日本民族在日本国土上的悠久性，“如果在日本群岛上有原住民的话，那么只能是我日本民族，象阿依努那样的是比我们晚到达这片土地上的。”同时，更要彰显日本历史、文化在东方文化中的优越性：“现在如果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定会证明我国有旧石器时代，或许还会有更古老的时代，一定会有得到证明的那一天。”而这些理想，都在白鸟库吉建构的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中得以实现。
四、“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研究的关联
“尧舜禹抹杀论”基本代表了白鸟库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论点，其争论过程则伴随了日本东洋史学的整个起步阶段，综合白鸟库吉对“尧舜禹三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质疑和对儒学的“支持”，在史学方法上强调考据和对中国出土文物的无视，我们认为，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著述，体现了白鸟库吉对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态度与方法的解构和对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洋史学文化框架的建构意图，这也奠定了白鸟库吉在日本东洋史学中的地位。
在《支那上代史》中，白鸟库吉将人类文化分成三个阶段，最初阶段叫做物神崇拜(fet-ishism)。这一时期，人类对于外界的种种事物具有与人类等同的知道情意的“活动物”的观念。第二阶段是神学理论(theologism)。这一阶段，人类开始观察外界事物，能够概括期中普遍具有的属性，创造抽象的概念，而且人类在自我意识中能够脱离物质，任意地处理抽象的概念。第三阶段是实证哲学(positivism)。这一阶段，人类能够达到外界经验和内心经验世界的统一，期待消除矛盾。
白鸟库吉把中国的汉文化定位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最低级阶段，中国人对尧舜禹的崇拜就是文化发展中最初的物神崇拜的表现。中国人重视“人”，注重“道德”等这些白鸟库吉一直强调的所谓汉文化的精华都被归为“活动物”的“知情意”的结果，其思想仅限于现实的世界，没有更深刻的对于未来的想象，缺乏概括力，想象力。想象现实社会之外的光明的未来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进步，是需要滋养精神之后才能达到的结果，中国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中国文明的性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所以，“作诗绝不会做出所谓的优美诗句，中国人做不出雄大、美丽的诗句。建筑也不会有所谓雄伟的建筑。因为中国人的理想很低微。”而且“无论蒙古人、土耳其人或者满洲人、阿依努人等文化水准很低的民族看待世界时都是纵向的，除了人类能够看到的世界以外，还有天国、底下还有地国，这种思想比中国人还要先进得多。”这些论述究其根源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无需再向中国学习，日本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弟子”，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昭著日本国民乃至天下，日本文化是比中国更优秀的文化，为了诠释曾经作为“弟子”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为什么超过了“师傅”，白鸟库吉给出的答案就是中国文化原本就是低级的文化。
言及此处，“尧舜禹抹杀论”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内核似乎昭然若揭了，但另一方面，这只是日本在特定时代的一个较普遍的文化悖论，将“尧舜禹抹杀论”放在日本东洋史学发生发展的学术范畴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文化框架的构建。“白鸟库吉致力于开创有别于汉学的东洋史学，从历史起源上拉近了日本与欧美的关系。他深入体会欧美看待东方的知识角度，进而驳斥东方看似落后的位置，中国则是他重现日本的论述工具。”“白鸟利用兰克史学使他得以创造强调日本主体性的历史，但这历史仍然落入西方范畴，并未处理差异。为了使东西洋有对等的差异，必须否定现存的框架，重新划定疆界以改写日本的东洋史，才能获得日本的主体性。首先，他跳脱西方所用的‘Orient’而改用‘orient’(とうよう)，转向日本与亚洲的历史寻根，以证明自己不是西方定义下的东洋。”这些都证明日本东洋史学的诞生不但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其特殊的目的更不可掩饰。
面对日益膨胀的“民族自豪感”，日本文化领域的蠢蠢欲动从福泽谕吉开始逐渐向各个方面扩散，传统汉学研究的根深蒂固愈来愈成为“影响”日本文化优越与强大的障碍，但包括白鸟库吉的老师之一被称为“抹煞博士”的安野重绎在内，并无在本质上同传统汉文化开战的勇气，这样的背景下，白鸟库吉选择了“尧舜禹抹杀论”，而东洋史学也必然性的选择了白鸟库吉。（节选自《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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