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刘大白《复旦大学校歌》
这首复旦老校歌创作于1925年，由新诗运动的领军人物刘大白作词，在北洋时代不无冲决网罗的现实意义。在2004年百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将其恢复为正式校歌，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决心。一首校歌的流转尚被时代裹挟，晦而复显，遑论一校人事纷纭万端，正如昔人所云：“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去岁正逢复旦建校百廿周年，烈火烹油般的庆典活动很是闹猛了一阵，不过酒阑人散后，漫步于校园及上海的大街小巷，不免会思索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如档案般严肃的校史作品在在皆是，公众号、朋友圈戏说往事的闲谈快论也多如牛毛，但要觅得一部“充实而有光辉”的校史著作，却常常陷入“两处茫茫皆不见”的苦恼。
《巍巍学府：复旦·上医与近代中国 (1905-1949) 》，王启元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巍巍学府：复旦·上医与近代中国 (1905-1949) 》是“兼祧”复旦、上医两家的王启元先生献礼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上医建院98周年的作品。作者的学缘融汇两所院校，在此后的学习、工作生涯中不惟浸淫内典，复深耕校史及上海地方史于近现代的大事因缘之中。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的许多历史空间多经作者亲身践履，故所论皆入情入理，宛然在目。
全书共分七章，以校长、校园为主线分叙复旦及上医于20世纪前半段的变迁。前两章分别聚焦马相伯生平、学术思想及复旦建校初期脱离震旦另立复旦公学等内容，由内外两面论述校史的开端。第一章《马相伯的历史世界》开篇叙及马相伯出生于镇江的天主教家庭，已透露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氛。虽然清廷于雍正年间正式禁绝内地天主教，但在江南一带仍有秘密教会的遗留，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及五口通商后方弛教禁。马相伯即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年（1840），“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这个新生儿接踵而至。
1913年马相伯像
马相伯少年时代即赴沪入徐汇公学及耶稣会初学院等教会学校学习，并打下了坚实的中西学术基础。作为近代西学东渐最早的亲历者之一，他在晚年的访谈忆旧集《一日一谈》中分享了许多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近代大事。虽然他厌恶传统经学且儒学功底并不太深（他对传统学术及旧社会的批评多局限于抨击陋儒、公私糟粕等，并无太多高明的学理论辩），但彼时的学习、生活经历已奠定他中西汇通的视野及报国热忱，为之后毁家办学埋下了伏笔。1874年马相伯离开徐家汇，赴山东经纶世务，直至19世纪末至亲相继离世，方捐出家产回归教会，隐居于徐家汇土山湾（今漕溪北路、蒲汇塘路交界处）。1903年马相伯在徐家汇天文台正式创办震旦学院，对于创校缘起，朱维铮先生已敏锐指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与马相伯的关联。作者在此论断基础上，征引震旦早期校史文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及相关教会资料，系统阐述了震旦的维新派底色。
短短两年后，马相伯便于1905年春携带一部分出走震旦的师生另立新校。前人对这场风波论述颇多，但也积累了不少层累形成的误读。长期以来，风波的焦点——法籍传教士、震旦学监南怀周都被理解为一个“西方民族主义者”，是仰仗教会控制震旦的帮凶，这种解读在解放后愈演愈烈的革命化叙事中更获青睐。但在第二章《从震旦到复旦》中，作者继承李天纲的论述，指出马相伯、南怀周分裂的一个因素在于外语课程是偏重英文还是法文。作者更敏锐地注意到，南怀周忽视了许多震旦学生求学直接目的在工作赚钱而非钻研西学，故其偏重法文的教学理念引发了学生不满并进一步导致学校分裂。
复旦初创时的校舍、资金与马相伯的淮军系人脉关联紧密。两江总督周馥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与马相伯有同事旧谊，慷慨提供了吴淞镇台旧衙门作为复旦校舍（今吴淞中学附近）。复旦吴淞时期的史料记载并不太多，甚至当时的校舍面貌也只能通过回忆及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还原（参见喻蘅《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记》），但马相伯的努力博得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使他们参与复旦校务。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严复、陈三立等维新派政学精英都曾出任复旦校职或为复旦募捐，陈三立的公子、著名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更于吴淞求学五载，是复旦校史中不可磨灭的杰出校友。虽然早期校史的开拓空间十分有限，但笔者尤为赞叹作者融校史于地方史的路径，第四节“关于吴淞的记忆”勾勒吴淞地方的清末乱局，将政治史与地方社会、校史互相映照，复引胡适1906年游览复旦的日记，读来尤引人入胜：
君复导予游海滨，至复旦新校址观览移时。地址甚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复旦校规太宽，上课时间亦少，非“苦学生”也。
作者指出当时散漫的校规是因为复旦刚经历重组开学，又说道：“年轻的胡先生将复旦与南洋（交大）放在一起做对比，似乎也预言了二校在未来百余年间的爱恨纠葛”不禁令二甲子后的读者会心一笑。
辛亥革命掀起了全国反清浪潮，正如俞樾病中所吟：“三五纲常收拾起，一齐都做自由人。”但革命军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借用清廷旧衙的复旦办学的自由。光复军占据吴淞校舍后，马相伯被迫带学生短暂迁往无锡，复向江苏都督庄蕴宽借用徐家汇李鸿章祠（今华山路复旦中学内）作新校址迁回上海。第三章《李公祠中》便由这段迁徙入手，讲述李公祠时期的复旦校史。民国元年马相伯出任南京府尹，借民国新立的声势推动复旦办学重回正轨，并将校务交到了李登辉校长手中。
李公祠校园
李登辉是原籍福建的南洋华侨，于清末学成归国并加入复旦担任英文教师。正式接任校长后，李登辉开始通过提高学费、扩大招生规模以解决受政治乱局影响而频现的经费难题。1915年王宠惠出任复旦副校长后，两人更对复旦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复开办商科，使复旦日渐成为正式的大学本科。这一阶段复旦渐渐摆脱清末民初的政治干扰，走上了“无羁绊”的自主办学道路。但这并不代表复旦师生是出离世外、漠然坐视国家兴衰的冷血动物，在五四学潮中，复旦学生的不俗表现与李登辉兼容并包的伟大人格相辅相成，传为佳话。
百年后的复旦学子或许还要感谢李登辉校长彼时将复旦迁至江湾（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明智之举，虽然那时的江湾地广人稀，但今日已是坊间戏称“宇宙中心”五角场的学府地标，且令复旦免遭其他学校不得不于世纪之交另觅郊区新址的尴尬。第四章《虬江之湾》篇幅最巨，复旦的校史也进入了正传。作者首先梳理了江湾地区的水道、历史记忆、信仰空间等，并指出上海开埠后吴淞铁路江湾站、江湾一带学府林立等区位因素都促成了李登辉选择此地作为复旦新址。
复旦迁校伊始，李登辉请来了耶鲁同届校友茂飞设计校园建筑。虽然茂飞中西合璧的设计蓝图最终因经费短缺未能全面落实，但奠定了此后校区建筑的整体导向。在历经淞沪战火、抗日战争后，二十年代的旧楼大多遭毁，虽迭经修缮，但今天我们已无法得见原貌。不过“复旦源”周边的几栋老建筑以及相关老照片，依稀还能展示旧日复旦的风采。作者不但钩沉早已被淡忘的茂飞事迹，还指出日后颜福庆主持上医建设及陈望道主持新校园建设都与茂飞的整体设计不谋而合，使读者领略到今日校园建筑的内在脉络。在复旦迁至江湾后，周边学校日渐增多，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左派学府渊薮，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中各有发展。及至 1930 年代战火骤起，这些学校纷纷迁入上海租界 “孤岛” 坚持办学，或是西迁内地，以待世运剥复。读者可于本书细寻当时的校园生活细节与江湾的市井生活风貌。
李登辉
江湾不但是复旦的福地，也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出生成长之所。第五章《生长江湾虹口之间》详叙颜福庆的家族史与他个人的行医、办学历程，并为末两章上海医学院的正传做铺垫。颜福庆是厦门来沪移民的后代，与马相伯、李登辉一样具有教会渊源。幼年丧父的他由大伯颜永京教养成人，其堂兄颜惠庆日后出任北洋时代的民国总理，颜德庆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与颜福庆并称“颜氏三杰”。颜福庆受伯父及舅舅吴虹玉影响，青年时入圣约翰医学院学习，后来赴美留学，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第一位亚洲博士。回国后颜福庆于湖南行医十七年直至北伐军进驻长沙，他与老搭档胡美一道撤出了亲手创立的湘雅医学院。1927年颜福庆受聘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但他希望借助雅礼会的力量在上海新创“上海协和医学院”的诉求遭到了胡美的拒绝。这时，第四中山大学即将建立的消息为颜福庆及上海医学院带来了新的契机。
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1927年在吴淞成立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办学后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作者慧眼独具，注意到初创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时，曾接收了江苏医科大学的教学设施及部分学生。但这脉学缘在近现代医学教育史中鲜见提及，第六章《未有上医之前》便对江苏医学专门学校（后升格为江苏医科大学）的历史进行考述。江苏医专于民国初年创办于苏州，属德日系医学院校。其创校校长无锡蔡文淼毕业于京都府立医学专门学校，更是我国医学史第一次人体解剖的经手人。但蔡氏的办学路线及卷入制作成瘾药物的嫌疑使江苏医专于民国初期学潮不断，最终在北伐胜利后被南京政府并入英美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作者通过梳理报刊记载，详细还原了江苏医专的兴亡史、合并后原校学生的去向及当时各派不同意见的争锋，并将其与震旦分裂的原因进行类比，指出复旦、上医都经历了办学方针引发的分裂与重组、涅槃。
江湾复旦校园（近邯郸本部）
颜福庆直到完成协和合同的1928年方回沪出任医学院院长，并争取到红十字会总院（今华山医院）作为实习医院，而当时的红十字会主席正是其堂兄颜惠庆。但吴淞校区与医院相隔较远，当时的学生通勤需先乘火车到上海站（今上海火车站）后换沪杭铁路至梵王渡站（今中山公园地铁站旁），再换车辗转跋涉，对教学实践造成了不小的阻碍。颜福庆心知此弊，故借自己在国府的人脉寻求支持，而1932年沪北的战事更迫使上医不得不迁入租界。在1937年，上医最终迁入了延续至今的肇嘉浜南侧的枫林校址，新校舍于同年4月1日与中山医院同时落成。
复旦、上医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都踏上了万里西迁的旅程，马相伯、颜福庆亦于抗战期间谢世，李登辉坚守租界的复旦沪校，也在1947年复旦正式回沪复校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故事都停留在了民国时期。两所院校虽在解放后各自继续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创立初期的种种奇妙因缘（如创立者的教会背景、学脉渊源，校舍同驻吴淞等等），似已缔就了日后合并的契机。白居易诗“绿杨宜作两家春”似乎一语道尽了复旦、上医的缘分。
1937年4月1日枫林桥上医校园落成
本书全面吸收了前贤的校史研究，也寄托了作者自身的心路历程。在翔实可靠的校史图景之外，作者偶尔岔开主线的闲笔亦隽永可读。如第四章叙李登辉请辞校长后，陪伴疾病缠身的妻子汤仲琳直至去世，是“复旦爱情故事”中凄美坎坷的一章。复旦也见证了某些人感情的失败，如第一章讲到马相伯对西方的性观念深恶痛绝，作者便联想到吴宓1919年日记中与陈寅恪探讨性观念及夜游见“裸体美人之招牌”、共论“西洋风俗之坏”的记载。如果和第四章回国后担任复旦女生宿舍指导的毛彦文对读，笔者不禁要慨叹吴宓与复旦因缘之深，他苦恋半生的毛女士曾于复旦任职，相知的挚友陈寅恪又是复旦校友。但他似乎从未到过复旦，我想如果雨僧公目睹熊希龄表白毛彦文的东宫大厅，多愁善感的他难免要触景伤情、心痛得在日记里大书一番。
书中部分细节也可再商榷，如第四章提到江湾景德观祭祀的“刘学士”，第140页谓“刘鞈生平似不见于宋金正史”，实际上《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收有刘韐（二字互通）传记，他于靖康之变时出使金营，不屈而死，是北宋灭亡之际的大忠臣，不可谓不见于正史。且后文“宋高宗赐资政殿学士”若以宋制言之，当改“资政殿大学士”，“大”字不可少，而其晋阶忠显王是否系王世贞上书所致亦需推敲。作者论景德观一节源于民国十三年（1924）《江湾里志》卷四《寺庙》所收道光九年盛大镛《重修景德观记》，记文叙刘鞈“赠资政殿学士”，清人不明宋制无可厚非，但文中说：“明神宗朝太仓王文肃官东阁大学士，上其事，封学士为东岳左丞相，晋阶忠显王。”此人应为万历朝内阁首辅王锡爵。虽然王锡爵并未担任过东阁大学士，且其文集亦无相关记载，但作为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乡贤，他成为民间记忆里的护法使者固有可能（江湾属宝山县，旧隶太仓）。
笔者很喜欢《西游记》第二十四回开首唐僧问悟空几时可到灵山，悟空回答的一番话：“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无论这话有多少禅机或是否可做王学式的解读，要而言之，孙悟空讲的不惟亲身践履，更于实践中要做心性工夫。时下的复旦已非建立伊始的气象，各个学科均有建树，无疑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佼佼者，但师生面临的问题仍异代同辙。在新技术及种种政治、经济变迁的大浪潮下，我们与百年前的先贤一样面临种种焦虑与迷茫，本科生对保研的恶性竞争，硕博士对社会工作、学界教职的争夺，都是近几年屡见不鲜的话题。某些学科的未来亦频遭拷问，许多羁留校园仅仅数载的过客似乎很难对学校产生多少真挚的情感，除非复旦的标签为他们带来了切实的经济利益及文化资本、社会认同。或许于此际重新回顾校史，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一些精神解药，正如前文及书中所言，虽然复旦、上医的创始者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政治依托，但他们办学的初衷丝毫没有掺杂传教或从政的私念，“政罗教网”并没有羁绊复旦日后的发展壮大。从更广阔的民国大学史来看，复旦无疑也是国人自办大学的先声，值得吾校师生永远铭记。
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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