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钧正平）
“读懂长征”系列（十四）
1
1935年，一场战斗发生在川西一座名叫泸定的小镇。
这是一场持续时间约两个小时的战斗，双方参战兵力不过营团规模，其中最关键的战术突击只有22人。战斗结束后，攻击方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了一座桥梁。由于敌情仍然严峻，胜利者未作过多停留。随后的几天里，长征中的红军大部也从这座桥上急急通过。
无论从参战人数还是持续时间看，这场战斗的规模都算不上大。然而，正是这场后来被称为“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因其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深远影响，在此后几十年间被反复提及。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访陕北时，用了很长时间采访这场战斗；1965年，一位名叫杨成武的共和国将军，饱含着热泪从桥头走到桥尾；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军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为寻找这场胜利背后的答案。
飞夺泸定桥，究竟是怎样一场战斗？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伟力与真谛？作为后人，我们又该如何与9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对话？
2
严格来说，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战斗，是一场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军事行动。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走出了方圆数百里的大凉山，横亘在这支疲惫之师面前的，是一条名为大渡河的河流。
大渡河发源于横断山脉，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沿峡谷一路咆哮而下，最终汇入长江。因水流湍急，两岸多为高山峭壁，是为天堑。
最先抵达大渡河边的是刘伯承、聂荣臻所率领的红军一部。凭借一只小木船冒险突击，抢占了安顺场渡口。但由于水文条件极其复杂，此前渡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积累的经验全部作废——全军靠架设浮桥或摆渡过河的原定计划，已无可能实现。
此时，国民党重兵正从南北两面压来。在其高层来往的电文中，“石达开第二”一词被反复提及。那位极度推崇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蒋委员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红军将被这道天堑阻挡，然后会像当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一样，被彻底消灭。
而毛泽东对这段历史同样了然于心。事实上，当年的太平军不是没有渡河的机会，甚至曾一度渡过去了一半人马。但出于某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已过河的部队又返回了。
翼王石达开，那位曾经是曾国藩最难缠的对手，彼时已在一次次分裂、挫折与磨难中丧失了冒险开新的勇气。最终，天公不作美，河水陡涨，粮草断绝……清军赶到，徘徊在大渡河畔的石达开彻底陷入绝境，这支曾经叱咤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在大渡河畔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红军，肩负着更加伟大的使命，当然不会甘心重蹈同样的命运。
“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
几乎在收到刘伯承、聂荣臻发自安顺场的情况电报的同时，毛泽东的目光便已盯住上游三百里外的泸定桥。这是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在敌人意识到并作出有效反应之前，一举拿下此桥，是绝境之中唯一的渡河机会。
其实，在毛泽东心中，这也并非绝境。因为即便抢桥不成，他也绝不会犹豫和徘徊，就像此前无数次绝处逢生的重演，无非就是再闯出一条新路罢了。
他甚至叮嘱已率部分部队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若主力渡河不成，就去四川单独搞出一个局面。
历史的主动权，只能也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军委的电报是，限左路军务必于29日夺取泸定桥。
可以想见，在蜿蜒山道上收到这封电报时，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一定是有几分惊愕的。
站在指挥员的角度，电报部署的任务清晰明确；但是，时间、敌人、地形、道路、天候……几乎一切可以想到的外部因素，都是被动的、不利的、艰难的。
军情如火、困难如山，这位来自福建长汀的年轻团政委心里明白：急有急的道理。没有二话，只有坚决执行。
幸运的是，他和搭档带领的这支队伍，从于都河畔一路走来，他们经过无数历练，更明白自己奋战的意义。经过无数考验后，队伍内部因素是积极的、有利的、坚决的。
任务部署会在行进间完成，上级的决心被明确传达给每一名干部骨干。没有抱怨，没有推卸，没有甩手，有的只是统一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建议。全部路程甚至被科学地划分为阶段性小目标：每小时10里——这样，至少在心理上会轻松一点。
政工干部们也站到了他们最该站的地方。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飞奔到队伍最前面，在一个土坡上向急行军的队伍作政治动员。
不管他们的声音有没有被脚步声与河浪声掩盖，这些身影出现在官兵眼前，本身就是巨大的鼓励。
这是怎样的路？被踩在脚下的，是蜿蜒的山中小道。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斧削般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
这又是怎样的行军？敌情不明，交火不断，跑着跑着扎进弥漫的大雾，踩到工事才发现是川军两个连部署的阵地，一阵交火后，敌人像兔子一样被赶到山里。
深夜，距泸定桥还有数十公里，骤雨又至。恰在此时，河对岸出现了打着火把行军的敌军。朦胧雨雾中，两支队伍隔河并行。那边因雨大路滑不得不停下来，这边却是“三步一摔，五步一滑”地继续前行。
天又开始亮，一座轻轻晃动的铁桥，出现在气喘吁吁、几近虚脱的官兵视野中。此时为公元1935年5月29日早晨6时，一项世界军事史上的徒步行军纪录由此诞生。
这是人类精神、意志与智慧，在极限之中创造的奇迹。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
4
所谓“飞”，在这场战斗中有两层含义：前一“飞”，是飞越240里山路；后一“飞”，是飞夺一百多米的泸定桥。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令人难以想象。
泸定桥建于清康熙年间，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横联两岸构成主体——四根在侧、九根在下，上铺木板，可走人走马。这座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也是西康到四川咽喉要道。
在意识到红军的夺桥企图后，守桥的川军部队拆掉了桥板，还计划安放炸药必要时毁桥，只因当天突降大雨，只好暂且搁置。险，真险！
尽管红军能这么快地出现在桥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几乎无法通行的桥面依然给了防守者勇气。在布置了火力的桥头碉堡中，个别气焰嚣张的川军士兵甚至向对岸的红军挑衅：“有种你们飞过来啊？”在他们的想象里，人不可能冒着子弹攀着光秃秃的铁索过来——除非飞过来。
红军能飞吗？当然不能。但作出最有效的方案，选出最可靠的人员，进行最密切的协同，以求得最好的结果——这正是一支渴求胜利、敢于胜利的队伍所擅长、也必须做到的。
后人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多聚焦于22勇士那壮怀激烈的突击，却很少着墨于整个队伍奔袭至此后的周密部署和准备：
鉴于攻击通道狭小，只能组建最精干的突击队；鉴于敌兵力兵器集中部署，必须集中全团所有重火力实施压制；鉴于打下桥头后可能遭遇敌人反扑，必须安排部队专门铺设桥板，确保后续力量及时跟进；甚至鉴于攻击中可能面临惨烈牺牲，特意安排全部号手在后方齐吹冲锋号，以最大程度形成压倒一切的气概。
当然，最要害的仍是这一百多米距离的突破。由于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这项任务被交给了团里最优秀的连长廖大珠负责。黄开湘还为突击队集中配上了宝贵的短枪和雪白的大刀。
今天，到泸定桥旅游的游客走在这座铺上木板的铁索桥上，仍会因咆哮的河水与摇晃的桥身而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当年前有枪林弹雨、下有奔腾急流时，那是怎样向死而生的勇气？
先前还气焰嚣张的川军士兵被对岸火力压得抬不起头，当他们看到攀着铁索而来的红军战士时，就从惊愕迅速转向恐惧。
这场战斗在大火中进入高潮。守军点燃了堆积在桥头的木板，妄图做最后挣扎。熊熊烈焰把铁索烧得滚烫，突击队员抓着铁索手上的皮肤都“滋滋”地冒着青烟。最危急的时刻，廖大珠一跃而起，带着火苗怒吼着冲上桥头。面对这样的“杀神”，剩下的守军最终心理崩溃，四散奔逃。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下：“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不是疯子，不是神，这支军队的战士依然是人，但又是与此前的中国军队不一样的人。这一点，未来战场上遇到的对手——日本人、美国人都会深刻认识到。
晚21时，中央军委接到电报：“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不知道看到电报的那一刻，有多少人会泪流满面。
5
其实，还有两个历史的对比，让人不吐不快。
第一个是红军下决心奔袭泸定桥的那天，蒋介石亲自飞到成都指挥大渡河会战，要求“剿匪”总部“召集川北、川西、川中各县驻在省城之绅士与之谈话，并派往其本县筹办坚壁清野与领导剿匪”。
几天后，红军主力路过泸定桥时，匆忙之中也没忘留下标语：“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她一如既往地诚实宣告：这是一支有什么理想、为什么人打仗的队伍。
第二个是泸定桥一战胜利后，中革军委在泸定召开庆功大会，周恩来亲自把一面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红四团”的锦旗授予四团，并为幸存的夺桥勇士每人发了一身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缸子、一双筷子。列宁服是革命者的身份标识，钢笔和笔记本是学习的工具，搪瓷缸子和筷子是最朴素的生活关怀。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三个月前，蒋介石重奖“救驾”及时的滇军将领孙渡，赏的是个人大洋两万元，授中将军衔。高官厚禄，莫过于此。
这是长征中最艰难的阶段之一。然而，两支军队，两种根基，两种追求，最终走向两种命运。
6
当我们说起这场惊心动魄的胜利，总能归结出许多东西。
比如理想主义的激情，比如英雄主义的气概，比如集体主义的精神，又比如乐观主义的情怀。
这所有的因素，彼此相连，互为依托；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理解了这些，我们才可能理解这场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才可能寻找到长征的启示和意义。
据说，毛泽东是慢慢走过这座铁索桥的。他抚摸着冰冷的铁索，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我们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
1986年，长征胜利50年后，一座纪念花岗岩碑，在距离泸定桥不远处的地方落成。上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碑名，聂荣臻题写的碑文。
这是有字之碑，而另一块无字之碑，亦应该永远地立在这支军队每一位后来者的心中。
作者：院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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