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与几名中央警卫人员，正等候一场名义上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会议开始。会场看似平静，门外却已经布置妥当，真正决定局势的，往往不是会场中央，而是几步之外的前厅。

这一安排并非临时起意。毛泽东逝世后，中央内部对于“四人帮”继续扩大影响的忧虑日益加深。华国锋承担了政治上的决断，叶剑英负责协调和推动，汪东兴则凭借长期掌管中央警卫工作的经验，具体考虑人员、地点和行动方式。

汪东兴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负责中央警卫局。这个岗位有一个特殊之处：警卫人员不仅要执行命令，还必须熟悉首长习惯、警戒范围和各种突发情况。行动一旦泄露，后果不只是几个人之间的冲突，而可能牵动整个中南海的安全。

10月2日，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两人没有多余铺垫，谈到的重点只有一个：形势已经不能再拖。叶剑英提醒汪东兴，行动必须保密，不能随意通电话，也不要频繁往来，以免引起察觉。

当晚，汪东兴前往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商议具体办法。华国锋要求把困难和阻力都考虑进去。随后，张耀祠、李鑫、武健华等人被召集到办公室，连夜研究执行方案。

会议地点最终定在怀仁堂正厅，名义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有关问题。这个题目并非随意选择。张春桥此前对第五卷的出版和稿件情况颇为关注，也知道涉及这类材料的会议，通常会在中南海内部进行，因此不容易产生疑心。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行动方案还特意将几个人分开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安排到会场，江青则另行处置。参与行动的人员来自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负责会场、入口、停车处和外围警戒。

有意思的是，真正出现险情的，并不是会场内部，而是前厅。

当晚，王洪文先抵达怀仁堂。张春桥随后赶来，并带着一名贴身警卫员。这个警卫员身材魁梧，平时负责贴身保护，警卫系统内部多称其为“大熊”。按照当时的安全习惯，随行警卫不能进入首长会议室，只能留在外面等候。

门口有人向张春桥行礼，并说华国锋、叶剑英已经到了。张春桥走进正厅后，行动人员立即控制住他。前厅的“大熊”听到里面传来动静，立刻站起身，准备查看情况。

警卫人员随即上前，试图收缴他腰间的手枪。双方原本都是熟面孔，彼此十分熟悉，偏偏在这一刻形成了对峙。几名行动人员不敢贸然开枪，持枪者也没有立即放下武器，空气一下子绷紧。

现场负责人当即喝令：“放下武器，中央已经决定对张春桥实行隔离审查！”“大熊”没有争辩，只回答：“我只听汪主任的命令。”这句话表明，他并非拒绝服从，而是在确认命令来源。

副团长马上拨通汪东兴的电话，并把话筒递到“大熊”耳边。电话接通后，汪东兴直接下达了收枪命令：“把枪交出来，服从组织决定。”听到熟悉的声音，“大熊”答道：“是！”随即将手枪放在桌上。

前厅的危险由此解除。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枪响，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看起来只是一通电话，背后却是汪东兴多年建立起来的指挥关系和信任。如果现场强行夺枪，极可能引发误判；如果迟疑太久，又会给其他人留下变故空间。

正厅内，华国锋随即向张春桥宣布，中央已经决定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张春桥一度质问缘由，但行动人员已经完成控制。姚文元也被带走，江青则在住处被采取措施。至此，核心行动按计划完成。

这场行动之所以选择“会议”作为外壳，关键在于它利用了正常工作程序，降低了对方的戒备；之所以把警卫人员挡在前厅，则是为了避免贴身人员进入会场后增加控制难度。细节看似琐碎，实际每一步都关系到成败。

1977年4月9日，张春桥被押送前往秦城监狱。后来，随着审判和相关政治安排展开，“四人帮”集团的政治活动被彻底终止。怀仁堂那一夜没有枪声，却留下了前厅拔枪、电话收枪这一幕，成为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最紧张的现场细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