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江西永新城，袁文才、王佐从睡梦和惊变中走向了同一天的死亡。一个倒在房间里，一个坠入东关潭。两位曾经守护井冈山的地方武装首领，最终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围剿中，却死于内部误判。
这场悲剧并非突然降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那场会议上一个看似普通的停顿。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的柏露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讨论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部署。红四军主力准备向赣南转移，彭德怀率红五军部分力量留守，王佐的部队也承担防守任务。袁文才则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随部队离开井冈山。
会议传达中共六大有关苏维埃政权的文件时，涉及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内容。文件措辞严厉，主张武装起义后解除这类武装，甚至清除其首领。袁文才、王佐都出身地方武装，井冈山根据地又离不开他们的枪杆子，这段话一旦照本宣科地执行，后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念到相关部分时，突然停下来，说：“休息一下。”
这不是普通的停顿。袁文才、王佐当时也在场，毛泽东显然不愿让一份脱离边界实际的原则性文件，直接变成处理井冈山旧有武装的依据。随后，毛泽东又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以及边界干部小范围讨论，反复说明井冈山的特殊情况，会议才作出不杀袁、王的决定。
问题在于，文件没有消失。
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袁文才随军行动，到了赣南东固一带。离开井冈山后的四十多天里，他始终牵挂着根据地，也牵挂着那份曾被中途停止传达的文件。
有一次，袁文才在毛泽东住处看到六大文件。纸上的严厉措辞，使他重新想起柏露会议上的停顿。一个在战场上敢于冲锋的人，面对看不见的政治命运，反而难以镇定。他担心自己和王佐早晚会被当作“旧式武装首领”清除。
偏偏这时，袁文才又听到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两重打击叠在一起，他与刘辉霄、谢桂标等人商量后，私自离开红四军，返回井冈山。从1月14日离开，到3月2日返回，前后约48天。
这次擅自离队，成为他后来遭受指责的重要依据。袁文才本来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却因缺乏安全感作出错误选择。不得不说，这个细节后来被不断放大，逐渐从一次违纪行为，变成了“心怀异志”的证据。
回到井冈山后，袁文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来仍被安排工作，担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表面上，他还在参加革命；实际上，信任已经出现裂缝。
真正点燃矛盾的，是茶陵兵工厂和罗克绍。
当时，枪支弹药极其紧缺。罗克绍在茶陵经营兵工厂，能够制造步枪和子弹。袁文才得知其行踪后，带人将罗克绍俘获，并没有立即处决，而是希望借此控制兵工设备，扩大红军的武器来源。
这件事在地方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弹。有人认为罗克绍罪行严重，必须严惩；袁文才、王佐却主张先留下来发挥其技术和兵工价值。王佐与罗克绍家族还有姻亲关系，这层关系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围绕罗克绍的争执，很快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有人向边界特委报告，指称袁文才、王佐包庇反动人物，甚至有投敌倾向。相关指控没有经过充分核实，便被层层转报。那份六大文件，也在这种紧张气氛中重新成为打击他们的依据。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接到一封署名朱德、毛泽东的信，要求他们率部前往永新，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命令来得突然，袁文才心里并非没有疑问。
周桂春劝道：“只要确实是朱军长和毛委员的命令，就应当服从。”
袁文才沉默片刻，回答：“共产党不会拿自己人下手，毛委员更不会。”
正是这份信任，使他们带队进入了永新。后来有人怀疑信件来源，也有人认为命令本身并非为诱杀而发，但它客观上把袁、王及其部队集中到了一个缺少退路的地方。
次日，边界负责人开会，集中指责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擅自离队、反对地方政策以及包庇罗克绍。袁文才承认自己有错误，却拒绝接受“叛变”之类的罪名。争论激烈时，双方都拍了枪，地方土籍干部与袁、王所代表的客籍武装之间的旧矛盾，也彻底浮出水面。
彭德怀后来回忆，特委的报告使他误以为局势十分危急，于是同意派红五军部队接近永新。红五军四纵队于2月23日晚出发，24日拂晓包围袁、王部队。袁文才在住处被枪杀，王佐突围时遇浮桥断裂，连人带马落水，最终溺亡。
遗憾的是，参与推动此事的几名干部，后来也相继死于肃反和内部斗争。朱昌偕、龙超清、王怀先后被错杀或被迫害，彭清泉则于1930年被捕后牺牲。建国后，袁文才、王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相关干部也陆续恢复名誉。
井冈山的枪声曾把不同出身的人聚到一起，旧式武装、地方宗族、客籍与土籍干部，也曾在共同目标下彼此合作。可一旦脱离具体环境，只拿文件和标签判断人，功劳、关系与现实贡献都可能被一纸指控冲淡。柏露会议的那个停顿，以及罗克绍事件引发的猜疑，最终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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