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23日，广西宁明机场附近，四架飞机突然进入空军雷达监视范围。空七军指挥所迅速判定为可疑目标，紧急命令驻地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做好射击准备。
命令接连传来。
令人意外的是，二营营长陈辉亭没有立即按下发射指令。短短25分钟内，他先后7次提出异议，要求上级重新核实目标身份。对一名防空部队指挥员而言，这个决定风险极大。
因为导弹一旦离架，便没有回头路。
当时，二营装备的是红旗二号地空导弹。部队长期担负重要防空任务，官兵经过严格训练，面对空中目标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发现、跟踪、判别和射击。
陈辉亭并不是怯战。
这支部队有着相当出色的战斗经历。1959年10月7日，中国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美制RB五十七D高空侦察机，打破了敌机长期凭借高度优势肆意侦察的局面。此后，地空导弹部队又曾击落多架U二高空侦察机，二营也因此获得了“英雄营”称号。
一个打过硬仗的营长，为什么在敌机逼近时迟迟不发射？
陈辉亭的判断，来自一个很小却不寻常的细节。
当天早些时候，他正在营部开会，机场方向突然传来飞机起飞的轰鸣声。走出指挥所后，他亲眼看见四架歼六战机升空。陈辉亭随即询问值班参谋：“今天安排飞行训练了吗？”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这意味着，四架战机很可能是临时起飞执行任务。没过多久，空七军指挥所便通报发现可疑飞机，陈辉亭马上意识到，两件事或许存在联系。
他要求导弹部队进行目标搜索。雷达显示，空中确有四个目标，距离阵地约90公里。目标飞行方向逐渐接近，空七军随即下达了射击命令。
但陈辉亭始终记得，那四架歼六是从自己眼前起飞的。
更蹊跷的是，当他请求确认四架战机位置时，上级却回复说，空中没有我军飞机。明明看见飞机起飞，雷达也显示有四个目标，指挥系统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这让陈辉亭没有贸然行动。
“我亲眼看见四架歼六起飞，请再核实。”
类似的话，他反复向上级报告。导弹阵地上，发射准备一步步完成，目标距离不断缩短。按照当时的射击程序，只要进入有效距离，操纵员便可以执行发射。
气氛已经绷紧。
引导技师报告目标到达射击距离，发射按钮近在咫尺。阵地上的官兵都在等待营长下达最后指令，陈辉亭却仍盯着标图和雷达屏幕，没有发出“发射”二字。
他的顾虑并非凭空产生。多年的防空作战经验告诉他，美军飞机通常会尽量避开中国纵深空域，更多采取擦边侦察或快速突入的方式。眼前这批目标却在空中盘旋，飞行轨迹与以往敌机活动规律并不完全相同。
有意思的是，目标数量同样是四架。
这与他稍早看到的歼六编队完全一致。若目标真是敌机，为什么没有按照惯常路线迅速脱离？若它们是我军飞机，导弹一旦发射，后果便无法挽回。
陈辉亭再次下令：“情况没有查清，不能打。”
这已经是一次明显的顶住压力。
空七军指挥所连续发出射击要求，阵地上的导弹也处在待发状态。陈辉亭知道，自己如果判断错误，可能承担贻误战机的责任；可如果判断正确，四名飞行员的生命就悬在这一念之间。
就在这时，机场方向传来四声炮响。陈辉亭心里一沉，以为地面部队已经与目标交火。紧接着，指挥所电话再次响起，传来的命令却发生了变化：不要射击，空中目标确认是我军飞机，正在加力脱离。
误会终于被查明。
原来，当天一架经过检修的歼六执行试飞任务。由于雷达跟踪出现异常，系统把地面山体回波误判成了飞机，随后又在目标丢失后产生了错乱判断。试飞机返航途中，飞行方向和外形特征又与敌方小型飞机相近，因而被当作可疑目标。
为了查找所谓的“敌机”，机场又派出四架歼六升空。结果，这四架真正执行拦截任务的战机，反而被雷达当成了新的敌机，进入了二营导弹的射击范围。
一场由设备误判、信息衔接不畅和临时起飞未及时通报共同造成的险情，就这样形成了。
四名飞行员在空中飞行了约25分钟，却不知道自己曾经七次处在导弹威胁之下。若陈辉亭当时只执行表面命令，不再追问那四架歼六的去向，后果很可能无法挽回。
事后，空七军领导到二营当面表示感谢，几名飞行员也专程向陈辉亭致意。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误会，而是一次被谨慎和责任心挡住的灾难。
陈辉亭的经历并不意味着军令可以随意违抗。恰恰相反，真正的服从，不能脱离作战实际；真正的指挥，也不能只看一纸命令。面对瞬息变化的敌情，辨明目标、核对信息、避免误伤，同样是完成任务的一部分。
1988年，陈辉亭被授予少将军衔。那场发生在宁明机场上空的险情，后来成为防空部队反复研究的案例：武器越强，决策越要慎重；火力越近，核实越不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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