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朝鲜云山，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向美军阵地发起猛攻。山地、夜色、火力交织在一起，美军第1骑兵师遭到沉重打击。很少有人想到，这支部队的根子，要追溯到18年前陕甘高原上的一支小部队。
那时的红26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兵力并不庞大。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下辖第42师，最初的核心力量只有一个团。
人少，装备差，处境更难。
1931年冬，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力量会合。1932年初，两支队伍合编，随后改称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渭河以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这支队伍没有现成的根据地，也缺少稳定的补给。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只能依靠熟悉地形的地方武装，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区域逐步站稳脚跟。红军每扩大一处活动区域，背后都伴随着反复争夺。
红26军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33年。
当时，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部队主持工作。在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影响下，红26军被要求执行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1933年5月，部队在渭华地区遭到伏击，被迫分路突围，损失十分严重。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红军军，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边缘。
但它没有消失。
1933年11月，红26军重新整顿。王泰吉任第42师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重建后的部队吸取教训，不再与优势敌军硬拼，而是把伏击、夜袭、奔袭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适合陕甘地区的作战方式。
有一次，部队准备转移，战士问刘志丹：“敌人追得这么紧，还能打吗？”刘志丹回答：“能打，但要挑时候，不能拿自己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
这句话，正是红26军作战风格的缩影。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指挥红26军主力转入外线，借助地方游击队牵制敌军。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军歼敌三千余人，部队扩编为五个团，兵力达到三千多人。
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兵力相差悬殊，红军却通过分散发动、集中突击，俘敌两千余人，并攻占多座县城。到这一阶段，陕甘红色区域已经扩展到二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人左右，地方游击队也达到数千人。
第三次反“围剿”中，红26军与红27军密切配合，连续使用奇袭和伏击，打出了歼灭敌军整团的战果。红军在陕甘站住了脚，靠的不是一场偶然胜利，而是多年摸索出的群众基础、地形优势和机动作战。
1935年，红26军、红27军与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会合，组成红15军团。此后，这支部队被编入八路军第344旅，转战华北、华中，又随新四军第4师南北征战。抗日战争中，它几经编制调整，骨干始终没有散掉。
1945年10月，黄克诚率新四军第4师主力进入东北。第10旅随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第10旅，后来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第5师。
东北战场给这支部队留下了新的名声。临江战役期间，第5师在靠山屯战斗中表现突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锦州战役前后，部队又因作风顽强、突击有力得到表扬。
东北军区的战史资料曾评价第5师，称其“突击力最强”，擅长运动战，攻防兼备，并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这样的评价，并非纸面上的修辞，而是从一次次硬仗中打出来的。
进入抗美援朝战场后，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1950年11月的云山战斗中，第116师担负重要突击任务，重创美军第1骑兵师。第二次战役期间，部队又向美军第25步兵师发动攻击，并在战斗中迫使美军第24团第3连整建制投降。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攻入平壤，第116师也参与了这一行动。第三次战役发起后，部队向临津江方向推进，突破行动十分迅速，有资料记载，第116师仅用十分钟便突破江防，成为当时战场上的显著战例。
按照有关战史统计，第116师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歼敌数量，位居志愿军师、旅级部队前列，并被称为抗美援朝歼敌最多的师旅级部队之一。这个“歼敌之最”的说法，指向的是它在长期作战中的累计战果，而不是某一场战斗的偶然数字。
1953年停战后，第116师回国整训，曾被列为全军首批战备值班师之一。此后，部队经历多次调整，番号和编制不断变化，但红26军留下的战斗传统一直延续。
如今，这条血脉已经传承到陆军第79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6旅。番号变了，武器装备变了，作战方式也变了；从南梁山地走出的那支小部队，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一支具有鲜明历史传承的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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