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北京外交部一间会议室里，龚澎没有坐到前排，而是悄悄落在了角落。她脸色苍白，身形比过去清瘦许多。会议开始后，周恩来环视会场，很快注意到她，随即提高声音说道：“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到前面来坐。”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调座位。

在特殊年代，会议中的座次、发言和目光，都可能带有复杂意味。龚澎选择坐在后面，显然有身体原因，也有减少存在感的谨慎。周恩来却没有顺着这种沉默处理，而是当众把她请到前面。一个动作，表明了对这位老战友的信任。

龚澎并不是突然出现在外交部的普通干部。她原名龚维航，191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龚镇洲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青年时期，她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接受过良好的英语和历史训练。1936年前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龚澎”，这个名字带着冲破沉闷、掀起波澜的意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龚澎奔赴延安。她既能用英语交涉，也能迅速整理材料、撰写新闻稿，还熟悉国际问题。这样的人才，在当时并不多见。1940年，她被调往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开始直接参与党的外事和宣传事务。

重庆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前线消息、国际舆论、各方来往，都在这里交汇。龚澎经常穿梭于记者、外交人员和外国友人之间，向外界说明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她讲话清楚，反应敏捷，既不失原则，也懂得如何把复杂问题讲得明白。

有人问她：“面对外国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她回答：“情况要熟，立场要稳，话还要让人听得懂。”

这几句话，恰好概括了她在重庆时期的工作特点。她并非只靠外语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政治判断转化为准确、克制的表达。那时的她，逐渐成为重庆舆论场上颇受关注的中共女性代表。

然而，光鲜的工作背后，也有难以言说的代价。1942年，她得知丈夫刘文华病逝，遭受了沉重打击。悲痛没有让她长期停下，处理完个人事务后，她仍回到工作岗位。周恩来和邓颖超了解她的处境，曾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对长期处在高压环境中的干部而言，这种照应十分珍贵。

同在重庆工作期间，龚澎与乔冠华逐渐熟悉。两人都从事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常常一起讨论稿件、分析局势。1943年，他们结为夫妻。此后多年，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岗位上，两人始终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龚澎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新中国外交刚刚起步，人员少，任务重，既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也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外交表达。龚澎承担了大量翻译、谈判准备、新闻发布和政策说明工作。

她参与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要外交活动。面对不同国家的代表，她很少使用夸张语气，而是用事实、文件和清晰的逻辑回应问题。她的英语表达准确有力，中文发言也十分稳健。许多与她共事过的人都记得，她在会场上很少慌乱，哪怕材料临时变化，也能迅速调整。

周恩来了解她的能力，更清楚她性格中的一面：能扛事，却不愿把困难说出来。长期劳累使她的身体逐渐出现问题，胃部不适、失眠和低烧反复发生。她习惯把病痛压下去，对同事只说：“不要紧，工作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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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1967年那次会议中，周恩来叫她到前排的背景。那一声提醒，不只是关心她的身体，也是在复杂气氛中明确表示：龚澎仍然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干部，不应因为沉默和退让而被忽视。

遗憾的是，身体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时间。进入1968年后，她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行动也受到影响。1970年，她在北京病重，经治疗仍未能挽回。9月20日，龚澎逝世，终年56岁。

她离开时，乔冠华悲痛难抑。周恩来前往悼念，对这位长期并肩工作的同志始终评价很高。龚澎的一生，没有留下大段自我表白，却留下了大量文件、译稿、讲话记录和外交活动中的身影。

那句“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并不在于声音有多大，而在于说话的人知道龚澎做过什么，也知道她当时为什么选择退后一步。对于一个把大半生命交给国家外事事业的干部来说，被重新请回前排，本身就是一种明确而有分量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