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长征路上藏着外公的赤诚与温情|红一方面军|长征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深入了解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并传播长征精神，2026年7月22日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发起的“重走长征路·探访会师地”活动在兰州拉开序幕。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全程参加了本次活动，途中，他多次向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分享了彭德怀元帅在长征中的往事。

多次整编取舍，尽显赤子胸怀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红一、红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离开川北大草原，沿包座河（流入迭部境内叫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他们跋山涉水，于傍晚到达迭部县高吉村。这个小山村，见证了红军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

高吉村四周群山环绕，依山傍水，西南有8座山峰，故村名藏语称“高吉”（取八个山头之意）。红军当时根据从川西北所带的通司（翻译），将此地标写成汉语“俄界”，因此，红军在高吉村召开了决定战略前途的会议被称为“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为了及时向红军指战员解释中央于9月10日独率一、三军团和直属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调整部队的战斗部署，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高吉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周恩来因病未能参加)，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逻迈)、杨尚昆、李德(共产国际顾问)，还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也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根据红军当时的处境，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此外，俄界会议还认为，根据目前力量，继续坚持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难以实现。有一种可能是通过游击战，打到靠近苏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发展壮大，再打回来建立陕甘根据地，不失为理智的选择。为实现上述目的，会议决定缩小目标，继续北上。

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据《迭部县志》记载，会议后，红军很快开始了新的征途，党中央在高吉村小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1935年9月17日，红军大部队翻越达拉梁（红军称大喇山），走出千里岷山，继续北进。9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下辖5个大队；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下辖4个大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全支队共7000余人。

“红军长征到达俄界以后，红三军团自于都出发时的一万七千余人，已锐减至三千人。彼时部队建制设有军团、军、师多层机构，机关比较臃肿，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作战。为此，在俄界会议中提出了精简。”张峰介绍道，此次俄界会议敲定的精简整编方略，并非临时之举，而是党中央立足长征绝境、直面部队现实困境作出的战略性抉择。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北渡渭河、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

11月初，陕甘支队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编制。其中，红十五军团与陕北地方红军组建成新的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组成新的军团，究竟是沿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还是保留红三军团的番号，成为当时需要抉择的问题。“当时外公考虑的是，红一军团有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影子，而且红一军团举的是井冈山的旗帜，所以在关键时候，外公决定放弃红三军团的番号，把红三军团所属的部队合并到红一军团红四师。”张峰如是说道。

回望历史，这样的抉择并非第一次。1928年，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同样选择编入红四军。张峰谈及这段往事：“彼时外公考虑的也是，红四军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也是井冈山旗帜的代表。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合并到红四军。”

193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拟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为基础组建红三方面军。当时红三军团兵力尚不充足，若组建方面军还需要大规模扩充；同时红一军团开辟闽粤赣根据地，红三军团开辟湘鄂赣根据地，两块根据地地域多有重叠。“为高举井冈山的旗帜，外公决定放弃成立红三方面军，把原来的红三军团合并到红一方面军。”

“从红五军合并到红四军，红三军团合并到红一方面军，再到1935年红三军团番号撤销，合并到红一军团。从数次整编合并中可以看出，外公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忠诚。同时也看到，外公对中国革命的信任，对井冈山旗帜的追随和崇拜，也反映出了外公的胸怀和度量。”在张峰看来，这一连串顾全大局的整编抉择，蕴藏着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

哈达铺：长征“加油站”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途中缺吃少穿，物资极度匮乏。过草地时，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粮食日益减少。尤其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

彭德怀也在《彭德怀自述》记述：“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身体非常虚弱，出腊子口，往哈达铺走的行军途中，时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缘无故倒地就死了。”

1935年9月18日，红军长征到达了哈达铺。哈达铺人口稠密，盛产当归、黄芪、大黄等名贵中药材，是著名药材“岷归”的主产地，也是西秦岭之川陕甘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特别是中草药贸易集散地。吸引了不少客商来此设铺经商、经营药材生意。再加上哈达铺物价非常便宜，五元大洋可以买一头一百斤的大猪，二元大洋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菜蔬。还有鲁大昌部遗留下来的数百担大米、白面和两千多斤食盐......物资非常充裕。

红军到达哈达铺后，物资给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据红军老战士们回忆，在哈达铺的日子里，他们杀猪宰羊，煮肉炖鸡，一日三餐，且都是三荤两素，如同过年。所以，官兵们见面打招呼就是“同志，新年好啊！”

很多革命老前辈都把哈达铺称作长征的 “加油站”，如何理解这个 “加油站”？张峰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红一方面军途经哈达铺时，扩充新兵五百人；而后续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抵达此地，扩红人数达到两千多人，两者差距悬殊，背后有着一段渊源。红军突破腊子口，向哈达铺进军途中，在大草滩打赢一场硬仗，缴获大量武器、银元与粮食。

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借此机会让部队好好改善伙食。外公彭德怀了解到，哈达铺的人民拥护红军、经济比较繁荣，于是提议，给每名红军战士发放一块大洋，让大家尽快恢复体力，采购沿途所需物资。与此同时，他严肃叮嘱全体官兵：外出采购之时，一定要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与军队纪律，要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做到买卖公平。战士们拿着大洋在镇上采购，既活跃了当地市场，也让老百姓真切认识红军、了解红军。正是红一方面军先期打下的良好群众基础，等到红二、红四方面军陆续抵达哈达铺时，当地百姓发自内心欢迎红军，部队筹粮筹款、动员当地群众参军的工作也就顺利了许多。

正因如此，哈达铺被形象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杨成武在《忆长征》中也写道：“在哈达铺虽然只是那么短暂的几天，可它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强烈。毛泽东同志在关帝庙里鼓舞人心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战斗活力。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

同一首诗词，两个版本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缘起于1935年吴起镇“切尾巴”大捷。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长征历经千难万险，红军终于落脚陕北，即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陕甘支队刚到吴起镇，尾追的国民党部队就到了镇西的头道川，成了拖在红军后面的一条“尾巴”。

这条讨厌的尾巴，主要是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

对于要不要就地反击，领导干部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作为司令员，彭德怀带领第一、二纵队具体部署和直接指挥了这场“切尾巴”的反击战。

▲彭德怀

彭德怀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在山下的深沟里设下埋伏，以两支部队在左翼和正面向敌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击溃3个骑兵团，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再来侵扰，送给了陕北人民一份见面礼。毛泽东对此心情大悦，说步兵追着骑兵打“是个创举”并赠诗一首《给彭德怀同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情况，张峰在吴起革命纪念馆毛泽东的住处指着室内的一张小桌子说：“这首诗，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外公看到这首诗以后，提笔把‘唯我彭大将军’修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从这句话也能看出外公对党、对人民群众的忠心，尤其是对解放军指战员的敬佩。

此外，张峰还告诉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这首六言诗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毛泽东写于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个版本：“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第一句描写的是吴起镇当时的地形，第二句描写的是马家军的骄横。
当时毛主席觉得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将开辟新的根据地，所以在战斗结束之后，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
1947年，保卫延安三战三捷、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再次题写这首诗，并且将前两句修改为“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那是因为毛主席的心境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要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面对即将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所以，“山高路远坑深”写的是中国革命的心路历程。“大军纵横驰奔”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

离开吴起革命纪念馆后，张峰特意带着夫人胡东钊来到“切尾巴”战役前沿指挥所遗址东侧，寻访彭德怀雕像。

在寻访彭德怀雕像时，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吴起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

张峰等人走到彭德怀雕像不远处时，突然下起了雨。在雨中，张峰和夫人走到雕像前，诵读起了“山高路远沟深……”。诵读完毕，张峰回身之际，发现刚才并不算小的雨水，戛然而止。

激战山城堡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蒋介石调集近20个师的国民党军，并亲自前往西安督战，企图以南攻北堵战略，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聚歼红军和摧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向山城堡地区集结，集中力量歼灭孤军冒进的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

“山城堡战役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我外公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具体地形选择，排兵布阵以及激励战士，一直到最后总结讲评，外公全程参与。此次战役的对手主要是胡宗南的部队，他们仗着是国民党的嫡系和装备的精良，比较骄横。针对敌人长途行军，以及山城堡附近可以直接饮用的淡水比较少，外公采取运动战，就是在不断的运动中消耗敌人，疲惫敌人，迫使敌人向山城堡唯一的水源地靠近。”张峰说道。

11月16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红军各部迅速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17日上午，敌第1师第2旅先头团进入我红四方面军在萌城、甜水堡一带布下的伏击圈，我军伏击部队立即发起猛烈攻击，敌损失600多人，敌残余军溃败而逃。

萌城、甜水堡一战使胡宗南恼羞成怒，他命43师继续与左、右两路加速追赶。彭德怀此时正率红军主力迅速进至山城堡以东、东北和东南地区，并命令部队在山城堡周围隐蔽待机，做好战斗准备。在胡宗南第1军的追击部署下，右路丁德隆指挥的第78师负责向山城堡方向追击，丁德隆指令其78师的第232旅、第234旅的第468团作为先头部队一路追击，进入山城堡一带。

待敌走入山城堡伏击圈后，彭德怀决定集中红军三大主力歼灭敌第78师，并迅速做出了具体部署。

20日14时许，敌第463团以两个连和一个排的兵力，分别沿大道和山谷侦查前进，主力沿大道两侧高山搜索前进，当侦查分队进至八里铺以南地区时，立即遭到红一军团一部的迎头痛击，敌人立即回撤，红一军团迅速展开追击，将其大部歼灭，残敌随团主力逃回山城堡。

21日下午，红军各路部队按预定部署，迅速对山城堡之敌达成了合围，截断了其向甜水堡方向的退路和其他各路敌人的联系。敌第232旅在黄昏向曹家阳台一带高地撤退，趁此机会，红军主力立即发起总攻，22日9时结束战斗，红军占领山城堡。

张峰向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讲述了发生在这场战役前线的一段动人往事：

“总攻打响之前，外公到前线阵地巡视，发现一名战士有点儿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饿了。外公拿出身上仅有的，冻得硬邦邦还有些硌牙的半块饽饽递给他，战士不舍得吃。外公指着对面山头的敌军旗帜勉励他：你看发见山头上敌军的军旗没有？你只有吃了这块饽饽，才有可能上去把军旗给我拔下来。战士听了外公的话备受鼓舞，不仅没有舍得吃这块半块饽饽，而且还是第一个冲上山头把军旗夺了下来。山城堡战役，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促进了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也促使西安事变的爆发，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八路军，为全民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78师一个旅两个团，是红军在逆境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也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场战役。

“红军落脚陕北后，究竟是‘巩固中求发展’还是‘发展中求巩固’，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发展中求巩固’。这一决策成了红军东征西征的关键转折点。”张峰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