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底，德国，托马斯·拉贝写下一封求助信，收信人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此时，欧洲疫情正急剧扩散，他急需一种德国已经停止生产的药物。消息传到南京后，很快引起各界关注。
那时，中国的防疫物资仍然紧张。南京方面多方寻找，筹集到600多瓶药物、200套防护服和3万多个口罩。国际运输并不顺利，物资一度难以送达。经过协调，这批物资最终通过包机运往德国。
4月21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驱车700多公里，把物资交到托马斯·拉贝手中。南京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并不是因为一封普通求助信，而是因为这个德国人的祖父，曾在南京最危险的时刻留下来。
1937年12月，南京城陷入战火。大批居民无处可去，妇女、儿童和老人挤进外国人设立的临时避难场所。拉贝把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的住所开放出来，院子、楼房甚至屋顶，都住进了逃难者。
这座住宅并不宽敞，却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安全地带。日军飞机轰炸时，拉贝曾在屋顶悬挂德国方面的旗帜，希望借助当时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减少住宅遭袭的风险。据记载，他的住所曾保护了600多名难民。
仅靠一处住宅远远不够。拉贝与美国、英国等国人士共同推动建立南京安全区。1937年11月，安全区正式运转，范围不足4平方公里，原本预计容纳约10万人，后来却挤进了20多万乃至25万余名难民。
有人劝他离开南京。面对日本方面的质问，拉贝回答：“我在中国生活多年，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这句话并非慷慨陈词，而是一个具体选择：留下来，就要面对轰炸、威胁、粮食短缺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行。
南京沦陷后，安全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安宁。日军不断闯入搜查，难民的生命仍受到威胁。拉贝和其他委员反复交涉，记录日军杀害平民、掳走妇女、抢劫焚烧等罪行，并把材料寄往德国，希望本国政府出面制止。
拉贝还拿出积蓄购买粮食和药品。南京粮食被封锁后，安全区内的供应更加困难，他不得不与日军交涉，争取每日获得粮食。医疗条件恶劣，资金不足，他又向有关机构求援。许多事情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一遍遍奔走和交涉。
1938年初，拉贝被迫离开南京。2月，他在告别时受到南京民众送行，许多人曾经住进安全区，也有人把他视作救命恩人。离开中国后，他带走了日记、照片和大量记录，试图让德国社会了解南京发生的一切。
但德国当局并未采纳他的申诉。由于他曾担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职，二战结束后，拉贝先后受到苏联和英国方面审查，直到1946年6月才获释。身份上的污点，使他并未因救助中国难民而获得顺利的人生。
回到柏林后，拉贝失去了原有职位，生活困窘，只能担任普通办事员和译员。一家人住在简陋住所里，连基本生活也颇为艰难。消息传回中国，南京民众为他筹款，募集到2000美元汇往德国。曾被他保护的人，没有忘记这位德国友人。
1950年1月5日，拉贝因中风在柏林去世，终年67岁。1997年，在中国方面努力下，他的墓碑迁至南京。那本保存下来的《拉贝日记》，与照片、书信等材料相互印证，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因此，83年后托马斯·拉贝发出求助时，南京人的行动并不突然。那批药物和防护物资，穿过漫长距离抵达德国，也穿过了战争留下的记忆。约翰·拉贝当年保护的是南京难民，南京人在多年后回应的，则是那段没有被遗忘的相互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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