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认为不同事物有不同的“至善”，因此需要逐一去格物，最终才能豁然贯通，领悟那个统一的天理。

与朱熹同时期的陆象山就认为朱熹的方法太过于“支离”、琐碎，主张“心即理”。王阳明也是同一看法，而且说得更细：天理在人就是心，天理本来面貌是至善，那心也一样。因为意有善恶，所以需要诚意，而诚意需要致良知、致良知又须先格物。把这一系列要在心上做的功夫，从逻辑到细节都逐一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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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

理解了两家的区别，那么传习录第二条就比较好理解了。顺便说下，传习录多处用了“本体”这个词，意思都有变化，要结合上下文来看，不能用现代的意思去理解。附上原文：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意译】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 这句话，朱熹认为是“一切事物都含有来自于天而恒定不变的道理”，似乎和老师您的说法不一样。

阳明先生说：在万事万物上推求“至善”的道理，这是把“义”当成存在于心的外面了。“至善”是心的本体（是不同角度对心的不同表述），只要把“明明德”的功夫做到“至精至一”的境地，就是“至善”了。即便“至善”是向内求的结果，也没有脱离万事万物而存在（因为心外无物）。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通过格物明白天理到极致，心中自然没有丝毫人的私欲”就是有“至善”了。

王阳明最后引用朱熹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或许是为了表示对朱熹的尊重，不使心学与理学过于对立。毕竟程朱理学是当时的正统、主流。王阳明到人生最后阶段才比较直抒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