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武汉汉口一家饭店里，王宏坤偶然见到了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刘世模。一个即将调任海军副司令员，一个曾经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如今却住在简陋房间里，身边还有几个衣着单薄的孩子。
多年战火留下的痕迹，很快让王宏坤察觉出不对。刘世模身体消瘦，肺病反复发作，药物却难以保证。屋里没有多少像样的家具，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王宏坤问：“你怎么不向组织反映？”
刘世模只是摇头，说：“国家刚刚解放，事情太多，大家都不容易。”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是一个老红军对自身处境的克制。也正因为如此，王宏坤后来才会带着几分着急埋怨他：有困难，为什么不寻求帮助？
刘世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基层干部。他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早年便显露出敢打敢冲的特点。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加入共青团，参加地方农民运动。1929年商南起义后，正式进入红军队伍。
那时的红军，许多战士刚刚拿起武器，缺乏训练，也没有多少实战经验。部队能不能稳住，往往要看指挥员敢不敢站出来。刘世模带兵时经常冲在前面，部队也因此逐渐形成了战斗作风。
在鄂豫皖苏区的独山战斗中，红军与进入独山镇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交战。刘世模所部作战坚决，配合地方武装完成了对敌部的打击。战后，他受到嘉奖，并由连、营一级干部继续获得提拔。
他的上升速度很快。参加起义后两个月担任排长，五个月成为连长，后来又担任团长。这样的升迁并非来自纸面资历，而是一次次战斗中打出来的威望。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刘世模随部队进入川陕地区，参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反“三路围攻”以后，部队力量不断壮大，红四方面军陆续扩编，刘世模担任红四军副军长，王宏坤任军长。
这个职务很能说明他的资历。当时，许世友、陈再道等人也已是红军中的重要将领，王新亭、洪学智等人担任军政要职。刘世模能够位列其中，靠的是长期作战和带兵经验。
但个人命运并不总按战功向前推进。1936年，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正值整顿和批评扩大化的阶段。一些干部受到冲击，刘世模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那段经历给他造成严重的精神和身体伤害。情绪失控之下，他曾开枪自伤，所幸没有造成致命后果。伤势恢复需要时间，心理上的创伤却更加难以消除。
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奔赴前线。刘世模因伤病和身体状况不佳，没有立即进入主力部队，而是回到商城一带开展工作。这里并不是回乡养老，更不是脱离革命队伍。
由于身份特殊，他回到当地后仍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搜捕。在地下党和地方力量帮助下，他躲过追捕，并重新组织抗日武装，在鄂豫地区坚持游击斗争。过去的高级指挥员，到了地方同样要面对危险。
抗战胜利后，刘世模率部进入东北。部队后来发展为一个师，他担任师长。不过，这支部队主要承担地方作战和区域建设任务，和四野主力师的编制、待遇并不完全相同。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期间，他随部队行动，随后南下中南地区。长期行军和作战，使原本就不好的肺部疾病不断加重。抵达武汉后，他没有继续随部队南下，只能留下休养。
1950年的军队还没有实行薪金制度，干部和战士领取的是津贴。有关回忆材料显示，当时部分干部每月津贴数额很少，家庭人口一多，吃饭、穿衣、看病便都成了难题。
刘世模没有把困难告诉李先念、王树声、张才千等熟悉的老战友。王宏坤当时又是湖北军区的重要领导，若开口求助，生活状况本来可以较快改善。
可他考虑的是另一层问题：新中国刚成立，各地百废待兴，军队和地方都缺物资，许多老同志同样承担着繁重任务。在这种想法下，他把病痛和家庭困难一并压了下来。
王宏坤却没有装作没看见。调往北京工作后，他给李先念写信，请求对刘世模的生活和治疗给予照顾。信件背后的意思很明确：这位老战友不是没有功劳，只是习惯了独自扛着。
遗憾的是，长期疾病已经拖垮了刘世模的身体。两年后，他因病去世，未能等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也没有留下接受授衔的机会。那个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副军长、在战场上多次冲锋的名字，就这样停在了军衔评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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