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第五天，我在新生群里看到那张照片。
不是官方发的，是个宣传部的学生随手发在群里的。
照片里三列女生正步踢得歪歪扭扭，远处草坪上摊着一片手机。
我把照片放大，挨个看。
清一色的苹果，摄像头一个比一个凸。
没有一部国产。
我把手机转向旁边负责签到的同事。
他瞟了一眼，笑了一声，说正常，现在孩子谁还用国产。
我喉咙里像卡了半截没咽下去的面包。
那天下午我绕到操场西北角。
女生连刚解散，几个小姑娘正从草坪上捡手机。
我装着清点物资，站在树下看。
有个胖胖的女生把手机往裤兜里塞，屏幕朝下。
我扫见是红米的标，没看清型号。
她抬头撞上我的视线，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别过脸，假装看操场另一头。
这个动作我记到现在。
她为什么要把屏幕朝下塞进裤兜。
旁边那些苹果手机都仰面朝天，亮晶晶地晒着太阳。
她那个红米死死贴着大腿，像见不得人。
我掏出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
华为mate40，用了三年，后盖裂了一道，镜头边掉漆。
我按亮屏幕，屏保是我女儿满月照。
一个学生跑过来借水喝，看见我手机，顺嘴说老师你怎么不换苹果。
我拧开瓶盖灌了一口，说穷。
她哈哈笑，说老师别闹。
我没笑。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我一个月工资六千三。
房贷四千二。
女儿奶粉一个月八百。
剩下那点钱，我确实换不起苹果。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在她们这个年纪，也干过差不多的事。
那是2009年。
我刚上大学。
寝室六个人，五个人用诺基亚，一个人用三星。
那时候谁用苹果？没有。
大家嘲讽的是国产。
谁拿一台波导或者联想，夜里卧谈会都要被拎出来说两句。
我用的是一台中兴。
我妈下岗后在一个超市早市帮人装菜，攒了两个月给我买的。
我花了三年，把手机后壳磨得像块老肥皂。
但我一直没敢当众接电话。
都是跑到走廊尽头，等对面说完，我再小声回过去。
怕被人看见那块中兴的logo。
你看，十八年过去了。
手机从诺基亚换成了苹果。
但那种怕跟别人不一样的劲儿，原封不动地传到了这一届。
我站的地方没变。
只是我从那个把手机藏起来的人，变成了看见别人藏手机的人。
那天晚训结束，我特意在女生宿舍楼下转了一圈。
其实没什么事。
就是在看，多少女生手里捏着苹果。
看多了，我发现一个细节。
用苹果的女生，手机基本都攥在手里，或者插在牛仔裤后袋，露出一小截。
用国产的那个红米女生，我后来又在食堂碰到她两次。
她的手机都是反扣在餐盘旁边。
为什么反扣。
我盯着那台红米想了很久。
可能是怕消息弹出来，被旁边同学看见什么。
也可能是怕手机背面那个“Redmi”的字样。
我后来自己试了试。
把自己的华为反扣在办公桌上。
确实，世界安静了。
那些通知、消息、小游戏全都不见了。
只剩一个灰黑色的机身。
像一块沉默的铁。
但苹果反扣不了。
苹果背面太显眼。
三颗摄像头一圈亮晶晶，反扣反而更像在说，看，我用的是苹果。
所以用苹果的人不需要反扣。
只有我们这些用国产的人，才会在意屏幕朝哪边。
这听起来有点酸。
我承认我酸。
不是酸那些学生家境好。
是酸那种整整齐齐的默契。
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没有一个人说，我用国产怎么了。
军训期间，我负责登记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
有几个女生在表格里写了父母务农、打零工。
她们的手机还是苹果，最新款的那种。
我看到表格上家庭年收入那一栏，数字不够买两台手机。
签字笔在纸面上划了一下，出了个小黑点。
我把那张表翻过去，又翻回来。
我知道那不是学生一个人的问题。
他们十八岁。
刚离开家。
宿舍六个人，五个用苹果。
你让第六个人拿红米？
那比让她承认自己家里穷还难。
穿一样的军训服，晒一样的太阳。
只有手机不一样。
这个门槛其实不高。
六千块。
但六千块能买来一个“我跟你们一样”。
谁能拒绝。
我妻子在银行做柜员。
昨天晚上她跟我说，有个大学生来办分期，买手机。
我看她发来的截图。
贷款合同上写着六千五。
二十四期。
每期三百三十七。
我算了一下，年化利率不低。
那个学生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我妻子说，那手抖得跟碎纸机似的。
她问学生，家里知道吗。
学生说，妈妈下个月发工资再补上。
我听完没说话。
把手机屏幕扣在茶几上。
我女儿在旁边搭积木。
她三岁。
手里攥着一块红色积木，对着我喊爸爸你看。
我忽然想，等她十八岁，她会不会也把手机反扣在草坪上。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
不是因为手机牌子。
是因为那种把“不一样”当成羞耻的本能。
我原来以为这是穷病。
后来发现不是。
是那种在集体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怕。
军训最擅长放大这种东西。
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作息。
手机成了最后一块自留地。
结果这块自留地，也被苹果统一了。
我又想起那个红米女生。
有一次午休，我经过教学楼连廊。
她坐在台阶上，手机反扣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拿单词本。
我走过去，她抬头叫了声老师好。
我点点头。
走了两步，我折回来。
从包里掏出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递给她。
她愣了一下，接过去说了声谢谢。
我其实想问，你那个手机好用吗。
话到嘴边，咽回去了。
因为我看见她把手机翻过来看了一眼时间。
屏幕亮起来那一瞬间，她飞快地按灭了。
动作太快。
像生怕我认出什么。
那个动作让我心脏抽了一下。
不是同情。
是熟悉。
太熟悉了。
我大学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现在我三十岁，看见一个十八岁的女生重复我的老路。
有人说现在国产手机已经很好了。
我知道。
我的华为用了三年，除了电池不耐用，没出过毛病。
拍照、扫码、拍课件，够用。
但每次开会，一圈人全是苹果。
我的华为在桌上震动，屏幕亮起，蓝色机壳边掉漆。
那一瞬间，我还是会伸手把手机翻个面。
不是自卑。
是省得解释。
我一个大男人尚且如此。
何况一个刚进大学的姑娘。
这个社会对国产手机的偏见，不在于手机本身。
在于用的人。
你用苹果，没人多看你一眼。
你用国产，总有人觉得你差点什么。
这种眼光，十八岁的人扛不住。
我三十岁也扛不住。
所以我不怪她。
也不怪那些草坪上的苹果。
我怪的是为什么会觉得理所当然。
照片我存了下来。
没发朋友圈。
也没写什么评论。
就放在手机相册里。
每天晚上睡前翻出来看一眼。
那些手机躺在草坪上，像一群白色的蛋。
齐齐整整。
没有一个国产。
有时候我想，要是突然有一部华为、小米、OPPO混在里面。
会不会被排挤。
就像当年我的中兴混在诺基亚里。
答案是会的。
不是被谁明说。
是那种淡淡的、说不清的眼神。
和自动拉到一边的距离。
所以没人敢。
这个“没人敢”才是真的问题。
我们总说年轻人爱国，支持国货。
但到了自己买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想的还是别人怎么看我。
这不是爱国不爱国。
是怕被落下。
怕被小圈子排出来。
军训十几天，能把六个人绑成一个集体。
也能把一部手机放大成一场考试。
考的不是性能。
是合不合群。
我承认我有偏见。
我看到那个红米女生，第一反应是想去夸她一句，你挺不容易。
但后来我否了。
她不需要我夸。
她需要的可能是，她反扣手机的时候，没人多问一句。
她需要的可能是，某天有人把苹果和红米并排放在草坪上，谁也不觉得突兀。
我做不到。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巡场，把自己的华为屏幕朝上放在遮阳棚桌子上。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学生看见，老师也用这个。
但效果不大。
因为学生不看我。
他们都看彼此。
这篇东西写到这里，我有点写不下去。
不是没话说。
是越说越觉得自己没资格。
我算什么。
一个用着三年前华为的辅导员。
工资不高，手机一般。
看见一草坪的苹果，心里泛起的不只是钱的事。
我后来把那张照片发给了学校一位心理老师。
她回我一句：你看到的不是手机，是青少年同伴压力的实物化。
我看着这行字，想了半天。
她说的对。
手机就是那块被丢在草坪上的令牌。
有了它，你就能进那个圈子。
没有它，你就站在圈外面。
那个红米女生，她把令牌反扣着，还是想进去。
只是她不想让人看见自己那块令牌上的字。
我想起我大学室友。
那个用三星的。
他其实也不富裕。
三星是二手机，他表哥淘汰的。
但他从来不把手机后盖露出来。
因为三星在当时比诺基亚稀罕。
他用一台二手的稀罕货，撑了四年。
毕业那天他喝多了，说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二手机，但那时候就是不想让你们觉得我特别。
我听完跟他碰了一杯。
心里想的却是，我当初也一样。
谁不想藏起来。
今天这些大一新生，和当年的我们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标准答案从诺基亚换成了苹果。
那天晚上，我清点完军训物资回到办公室。
空调坏了，热得人发闷。
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那张草坪上的照片。
放大，再放大。
没有找到一部国产。
我把照片存到电脑上，用修图软件调亮了一点。
还是没有。
那个红米女生不在照片里。
或者她的手机根本没放在草坪上。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呆了好一会儿。
办公室只有风扇转。
我拿起自己的手机，犹豫了一下。
没有反扣。
也没有调静音。
我把屏幕朝上，轻轻放在键盘边上。
屏幕黑着。
过一会儿亮了。
是女儿的照片。
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忽然觉得，她以后会不会也用苹果，我不知道。
但我得让她看见，她爸爸用什么手机，不丢人。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又笑了笑。
笑完没动。
手机屏幕暗下去。
我没有再点开那张照片。
就让它躺在相册里。
像草坪上那些手机一样。
安安静静。
但我关电脑前，做了一件事。
我把照片拖进了桌面一个叫“工作”的文件夹里。
没有删。
也没有关掉文件夹。
就让它开着。
风扇还在吹。
我知道明天还会去操场。
还会看见那些手机躺在草坪上。
我还知道，那个红米女生可能还会把手机反扣在膝盖上。
我想再看到她不反扣的那一天。
可能等不到。
也可能很快。
我拎起外套，关了灯。
走廊尽头的应急灯绿幽幽的。
我走了两步，又退回来。
把桌子上那台华为塞进裤兜。
屏幕朝外。
然后锁门。
锁咔嚓一声。
我没想明白。
真的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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