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天涯》2026年第5期“看世界”小辑刊发了王泽龙、时潇含、朱国华、刘荒田、常恺五位学者、作家作品，他们中有的以脚步丈量世界，有的则以思想观照现实，反省欧美的历史与当下，今天我们看待世界，已非一味仰望，而是在此过程中，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更深沉的文化自信。
今日，我们推送本期小辑中时潇含的《一直跑到城市尽头》全文，以飨读者。
看世界小辑
一直跑到城市尽头
时潇含
躺在地上的士兵
北方的海不是旅游目的地，游人不多。风大浪急，沙白，天蓝海也蓝。
一个不起眼的路牌立在道旁，上面写着布洛涅：40公里；里尔：120公里；罗马：2000公里。好像在说，你可以选择去家门口的便利店买菜，或者去西天取经。
我在沙丘上沿着海岸线缓慢奔跑。往常我跑步的时候，从来不去想明天可能会到来的疼痛和疲惫，可明天一睁眼还有800公里要跑。
跑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几个人。而我现在还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我会路过那些真正空无一人的村庄。作为一个在法国生活了三年，自诩去过许多小城市的人，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死气沉沉的小镇，没有餐厅、超市、面包房、药店、医院、学校、邮局，人也很少。只有零星的老人，还有为了省钱把此处当成睡袋的年轻人。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对澳大利亚情侣，他们每天走10公里到15公里，见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三天没有见到任何商业活动了，只能依靠本子上的联系人获得食物。我每天前进50公里，运气好的话，至少能吃上一顿冷餐。一连好几天见不到红绿灯倒是常事。经常舍不得喝水，偶尔饿肚子，如此古典的忧愁。
进入内陆之后，路上的风景平淡且重复。绵延的农田，各种各样的麦子和粗粮熟了，生机勃勃，在阳光下刺得眼睛生疼，干燥的草茎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有水流过。各种各样的农用车，制造许多灰尘和噪音。货车车轮大小的干草垛堆在收割过的农田中，大地剃了个板寸。成片的亚麻长到半人多高，无边的绿色像是湖水，没过头顶，我在其间泅水。
阳光充足，风很柔和，我在玉米叶的细碎阴影下跑动，其中的许多时刻，时间停止流动，我像一片树叶一样在风中无意识地滚动，一个晃神的工夫，已经跑了20公里。
旅程有些无聊，直到到了一块高地。高地的顶端是一片墓园，墓碑整齐洁白，中间有一座圣母院。小城叫作阿布兰圣纳泽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三场大战在此爆发，打了三年，战场上几乎未见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四万个墓碑排列整齐，大部分是单人墓，有的是多人或双人墓，有些父子埋在一起，爸爸死于一战，儿子死于二战。
在战斗的最开始，法国士兵误以为20世纪的战斗和以前没有区别，应当公正且迅速，由华服、战歌、长枪和骑士精神组成。于是，他们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列队整齐，向敌人走去。
可惜勇气和英雄气概无法抵御机关枪。
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墓碑，因为早已无法辨认。1920年，凯旋门下安葬了一个无名士兵，他没有名字，没有所属的部队，也没有军衔，因此他是所有人。
他被纪念的原因不是成功，不是身份，甚至不是能力，只在于他的选择。任何标签都会把某一些人拒之门外，但选择不会。
在展示各国军人装备的展厅里，士兵们不是整齐列队站在展示柜里，而是躺倒在地。
他们全都相信，发动战争是为获得永恒的和平，为了行善而不得不去为恶。但最终发现，这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与别的战争并无差别。无人唱着凯歌走出战场，有胜利的国家，但没有胜利的个体。无论胜败，皆在寡妇与孤儿的泪水中平等。
当我想起这些士兵的时候，不会想起他们的戎装与勋章，只会记着他们全都躺在地上。
圣母院中有一个士兵的日记。他记录，冲锋之前，一人分到半斤朗姆酒，好让他们从阴雨和泥沼的冰冷中缓过来。榴弹、毒气、坦克、痢疾、流感、伤寒、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像一头野兽一样杀戮，或像一头牲口一样死去。
他忘记了所有豪言壮语，脸色发白，喉咙发紧，心脏沉重，进入但丁的《神曲》：“地狱的旋涡不断翻滚，将众灵卷入混乱之中，击打他们、翻倒他们、从各处挤压他们，他们在悬崖边滚动，恐惧与呼号愈加剧烈，他们侮辱神圣的仁慈。”
1915年5月，他从马赛被火车运送到当地，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十多万法国士兵在此地死去，他痛苦而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最后一篇日记中，他很高兴，因为将要离开，会被转移到另一条前线，哪里还能比这里更差呢。
他被送去了凡尔登。
有一座墓碑上刻着一个妻子的铭文，上面写着：战争，你是否嫉妒我的幸福？如今能够安慰我的，除了在这块光滑的石板前跪下，别无一物。
有的墓碑上刻着“永恒的遗憾”。
法国战后生育率极低，因为百分之十五的士兵死去，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太年轻。
女性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但获得了工作。她们的身影出现在过去从未向她们敞开的岗位上，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技巧，也带来更高的薪酬。她们进入工厂制造武器，从事农业生产。
我在香槟产区参观酒窖时，在地窖的墙壁上看到许多女人的名字，一旁还刻有一些划痕以记录她们在地下躲藏的时长。战时她们在地窖里酿酒，并且照顾伤员。香槟酒的酿造是体力活，而且酒瓶常因瓶中的气压过高炸开，到处都是玻璃渣，工人要将掏空的南瓜作为面罩，还要穿沉重的靴子。曾经这被认为只能是男人的工作。
当战争结束，她们所获得的独立已无法轻易被剥夺，英国与德国的选举权改革证明当一个女人想征服世界的时候，不再需要通过征服男人来实现。但是整个欧洲踉跄前行、遍体鳞伤，“昨日世界”的美好想象只是苦乐参半的追忆。
德国士兵在撤离佩隆时，在市政厅门前挂起一块木板，留下一句话，直译过来是“别生气，欣赏吧”。而目之所及只有破碎的教堂、颓败的城市和难以辨认的残躯。长久以来，这句话被当作德国士兵毫无怜悯的嘲讽。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战时军中流行的一句俚语，是在面对战争中诸多意外情形时的感慨。可以理解为：别评价，接受吧。战争本就疯狂，这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所有人被迫抛弃英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对毁灭的恐惧。
佩隆和教堂并不是被德军摧毁的，整个北方一直以来是法国的工业重镇，包括生铁、钢铁制造和煤炭工业。换言之，是军工业和燃料。教堂作为城市中最高的建筑，是完美的侦察点。可想而知，无论是谁占领了当地，撤退者都会不顾一切地毁掉一切。
所以，别多想，享受这个世界的荒谬吧，这能让你少受很多折磨。
墓地，墓地，墓地，从阿布兰圣纳泽尔出发，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每一个村子里都有战争墓地，连成一片，绵延不绝。
我的道路途经泰尔尼耶村里遭轰炸时留下的每个炮弹坑。
法尔尼耶村的火车站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写着：1944年2月3日11点，载有1214名被驱逐犹太人的列车从车站出发。
滨海努瓦耶勒还有中国劳工的墓地，门口的石碑上刻着四个汉字：勇往直前。英文写着：以勇气完成高尚的使命。
位于法国滨海努瓦耶勒镇的中国劳工墓地（作者供图）
我原本决定要去参观每一处途经的战争墓地。可后来发现，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恐怕需要多停留几天才能走出加来海峡省。
地下墓穴的主人
站在拉昂的地下甬道中，我终于感受到了片刻的凉爽。
城市位于拉昂高原，呈孤丘状，居高临下，睥睨四方。从山谷下方仰望整座城市，山尖陡峭，城墙直立耸入天空，令人望而生畏。自古以来，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都无法拒绝在高耸、神秘、易守难攻、与尘世隔绝的磐石上建立自己的城市。高地被视为更接近“天”，平民百姓仰望圣城，心怀敬畏，这是“被征服”的一部分。掌握视野的人，掌握权力。
我曾在诺曼底的一座城堡中，看见墙体上伸出一个被称为壁厕的石制小隔间。居住者在隔间内排泄，污秽落到城堡外。城堡内部秩序井然，讲究严格规训、秩序和礼仪。隔间悬挑，通常离城墙有一段距离，使排泄物不落在城墙脚下，减少对城堡基座的腐蚀。这道厚厚的城墙，是将城外的他者空间与权力隔绝的界线，外部的世界不在城堡规训的考虑范围内。
欧洲的建筑大多以大理石为原料，因此地面上有多少辉煌的建筑，地下就有多少空洞。公元5世纪以来，拉昂城下曾作为石灰岩采石场被开凿，开凿出的空间作为储藏室、避难所和防御工事。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地下空间还会作为集体墓穴。法国最有名的地下墓穴在巴黎，甬道漫长，盘踞在城市之下，有六百多万具尸体。
巴黎地下墓穴（作者供图）
中世纪以来，一直有将尸骨埋葬在天主教堂下的传统，教堂兼作医院“服务于穷人与被城市阻隔在外的夜行者们”。然而18世纪末，由于人口过多和瘟疫爆发，尸骨堆积，带来了极大的问题，于是法国政府决定把所有的尸骨都转移到废弃的地下采石场。大部分尸体已是白骨，他们没有棺材，没有名字，连一层裹身的白布都没有，身体的不同部分被分门别类堆在一起，沿着狭长的地下通道堆放成骨骸走廊。一堆堆的骨头前写着他们原本属于的修道院、医院或是墓地，还有迁移到此的时间。
在朗格勒，一座高卢罗马时期的都会城市，在考古遗址边有一个注脚写道，青铜时代金属冶炼的普及，带来了新的经济规则，加剧了社会的分化。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意味着需要专业分工，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区别随后反映在葬俗中。象征着身份地位的土冢墓葬的主人，大多从事金属贸易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他们多已不再完全依赖农业，转向工艺和手工业生活。那些生前沉默的大多数，没有陵墓与土冢，身后依旧沉默。
他们没有任何除自身之外的痕迹。
昏暗的走廊中有零散的字句，大概算作他们的墓志铭：
“他们和我们没有区别
灰尘，风的玩物
他们像人类一样脆弱
像虚空一样无力”
“一切正在发生着的
精神、美好、被赐予的天赋
这是一朵如此稍纵即逝的花朵
经不起风的一瞥”
“记住一日将尽时的愤怒”
“对我而言，死亡即是胜利”
“诸事变迁、离去
我们离开
不比在抹去一切的海面上滑行的船多留一丝痕迹”
“我在尘土与污秽中安睡。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不再寻求我。”
“我对腐朽说：‘你是我的父亲’，对虫蛆说：‘你是我的母亲，也是我的姐妹’。”
走在这样常年湿冷的地下，我不感到害怕，只对阳光的隔绝感激涕零。相传巴黎的地下墓穴有三百多公里长，其中居住着许多流浪汉，因为地上的世界无处容身。缺乏光照、空气流通差、潮湿相比起现实中的困难与危险，都算不上什么。
我每日的行程和流浪汉高度重合，四处晃荡，寻找一片屋檐，所以我总和他们打交道。来法国之前我以为地上铺满黄金，其实只铺满无家可归的人。
有一天我正站在河边的桥上吃婴儿果泥，这是我最厌恶但吃得最多的东西。一包50 千卡，足够支撑我跑一个小时，不用费劲去嚼，不糊嘴，也不需要喝水顺下去。只是味道嘛，不要多想，直接咽下去。
一个长发男人从岸边跑来，一猛子扎进河里。五分钟之后他爬上岸，十分潇洒地甩动长发，脱下上衣和长裤。他举起上衣，风很大，衣服像风筝一样舞动，他高举双手，踢着易拉罐。
看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不是游戏，而是在河里游泳，全当洗澡和洗衣服，现在正等着衣服晾干。
他对着天空大声喊：“我的烤肉卷在哪里？”
我还没吃上烤肉卷呢。曾经我对那些流浪者避之不及，但此刻我忽然意识到我离他们的距离，比我离正常人的距离要更近。
我许愿，在一个美好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吃上烤肉卷。
有一天我正坐在路边休息，一个穿着荧光马甲的人抱着篮子朝我走来，他问我要不要买点零食，发现我囊中羞涩之后，他放弃推销，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我有些不舒服，漫无目的地四处看，不远处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几个黑色垃圾袋，他忽然张口，说：“那是我的家当。”
我没反应过来，他接着说，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我这才明白，他是个流浪汉。
我很好奇他在卖什么，他告诉我这取决于前几天人家施舍了什么给他，有时候，他也有自己的门路。我猜他的意思大概是去顺手牵羊。他会把多余的食物省下来，尝试卖给路过的行人。
他问我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说如果能去看看一定很有趣。我一时没法理解，问道：“你是说我去看看吗？我就是中国人。”
他盯着我，好像我很愚蠢，说：“我是说我去中国看看。”
我迟疑地点点头，说：“当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忽然来了一辆公交车，下来了一群游客。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他急匆匆地起身，将篮子抱在身前，对着人群吆喝起来。归根结底，他不是流浪汉，是个生意人。
他让我感到十分悲伤。这个挣扎着的良善的人。虽然偷鸡摸狗，显然做过错误的选择，你可以说他没有美德，堕落，满是过失，但未必是坏人。
“烂人、群众、平民，这些词说起来容易。但算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光着脚走路又怎样？”
我曾经在里尔的一家福利组织工作，专门在街头和流浪汉交朋友，为他们提供陪伴。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流浪者，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听他们说话。不追问他们的身世，不刻意鼓励他们，不尝试救赎他们，不以同情的目光看待他们。甚至如果他们开口要钱或者物资，我们也无力提供。我们所要做的全部，就是像在街边遇到了一个普通人一样，和他们聊聊天，看看他们今天过得怎么样。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不排斥我们这些两手空空的人。
他们渴望与人交流，因为经历了太多沉默的拒绝。时间对他们而言，只是一座太阳和月亮共坐的跷跷板，每天按照这样的轮回周而复始。男人们拉帮结派，靠刀子换取地盘，女人不得不靠着找同样陷于窘境的男人以求生存。他们总养宠物，狗、猫或者兔子，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唯一稳定的陪伴，但从更现实的角度而言，这些动物也在保护着他们。在法国，如果警察或者是各种机构要把流浪者们清理出街道，强行收容他们，就一定要安置他们的动物，这又麻烦，又花钱，所以一般警察都不找那些带了动物的人的麻烦。因此在街头，许多孤独的人与动物相依为命。
作者在法国读书时与流浪汉社交的机构团队（作者供图，摄于圣诞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带着小学生准备的圣诞礼物和贺卡走上街头。出乎意料的是，流浪者们对食物并不太感兴趣，无论如何，他们总能想法子不至于饿肚子。他们想要扑克牌，想要借手机给朋友打电话，想要随便一本什么书，想要正反面不同颜色的围脖。
无论如何窘迫，他们想要交朋友，打发时间，根据心情打扮自己，而我之前以为他们只是饥饿。
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写了一张贺卡，她说：“我希望你不要太孤单，希望我能给你带来一些陪伴。我喜欢跳舞，我不喜欢被人欺负，你呢？我以最真挚的一整颗心祝福你。祝你好运。”
可是他们都很孤独，我们也一样孤独。
那个想要一本书的女人告诉我，对她而言一天的时间很漫长，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没有朋友，也不会说法语，所以她想要一本书，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而且她告诉我，把书翻开倒扣在脸上，这是最好的面罩。书脊处形成的缝隙允许空气流通，她总在夜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用书遮挡住脸上的女性特征，沉沉入睡。
对于他们来说，在街头上最大的问题是这里的生活没有变化、没有希望，一年两年过去，除了四季，什么都不变。
陪伴对于他们来说，像是隔着油纸下了一场大雨，雨点即使打不到身上，他们也能感受到雨点打在油纸伞上的震颤。
明白流浪者渴望的不是食物，是我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开端。
是否该烧掉卢浮宫？
我望向窗外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长得像巨型蜘蛛一样的农用车四处奔忙，白发苍苍的修女们在其间工作，为凯歌香槟公司种植葡萄。地下绵延的阴冷空间不再是墓穴，而是充满琼浆玉液的酒窖。
在日神与酒神的较量中，我偏爱激情、狂喜、冲动的混乱。饮下生命的酒，沉醉地拥抱混沌。
我曾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去往岛峰的路上，被一个化身为面色绯红的中年女人的魔鬼蛊惑，喝了两大杯农家自酿的浑浊酒液。尼泊尔小孩子趴在房顶上嘻嘻笑着，对着我招手，路过的野狗分食我的最后一根牛肉干。
阿玛达布朗峰正在远处静立，天很蓝，还没到中午，当天还剩不到十公里的路程要走，天气似乎有点热，我把抓绒外套的拉链拉开。我心情愉快，一饮而尽，酒的国无穷无尽。
那个善良的农妇拒绝收钱，向我道别，你知道在她嘴里看到了什么吗？旋转的宇宙。
我脚下一软，一头跌了进去。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失。
罗马帝国时代，葡萄酒最初是政治和宗教仪式中的“神的饮品”，后来才逐渐普及到世俗生活中。修道院酿酒是欧洲的传统，在中世纪，人们发现水源不安全，发酵的饮料比水更安全。酒常被用作药物溶剂，甚至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辅料。
在这趟旅程将要结束的地方，有一座叫作庞塔尔利耶的小城，盛产风靡欧洲又臭名昭著的苦艾酒。出征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苦艾酒为水源消毒，预防痢疾和疟疾。当士兵们回到巴黎，仍保留饮酒的习惯，很快形成了叫作“绿时光”的风潮。巴黎的豪华咖啡馆和酒馆里，上流社会的男女共饮这传说可以通灵的枯叶绿色饮料。直到19世纪末，因“会使人放纵、颓废”而被禁止。
要我说，苦艾酒的味道实在是不好。度数极高，味苦，尤其茴香的味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在喝烧焦了的炖肉汤。招待我的一对老夫妇非常热情，不断地斟满我的酒杯，往盘中加奶酪和炖肉排。我再三推脱，还是连连败下阵来，直到眼冒金星，几乎不能爬回二楼的房间。
大苦艾、小苦艾、茴香、马鞭草、鼠尾草、八角与高度酒精混合蒸馏。不同地区还会加入不同的香料，里昂的苦艾酒中加入当归种子，尼姆地区加入百里香，蒙彼利埃加入香菜，还有薄荷、洋甘菊、甘草、杜松等。
要说这是多么好喝的饮料，不如说是身份的象征。被称为“喷泉”的水晶或玻璃容器中盛放冰水，底部有一个滴漏，下面的杯中盛未稀释的苦艾酒，杯上横放带孔的银质苦艾勺。孔洞精雕细琢呈现花纹或几何图案，上面放着一块方糖。水一滴一滴落在糖上，糖溶化后流入杯中，酒液乳化变成祖母绿。
想想吧，这多么符合崛起的资产阶级对于生活的想象。高脚酒杯在吊灯下微微摇曳，暗绿色的液体折射出细碎的光点。人们或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或在沙龙的厅堂里，身着考究的礼服。女人们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拈着杯脚，男人们则在高谈阔论之余从容地缓缓啜饮。
他们大谈股票、殖民地和工业发展，或是神采飞扬地谈论自由与反叛、启蒙的自由与理性、是天才或是荒诞的艺术作品，甚至低声谈论马克思的新思想，仿佛预感到世界正在改变。他们或许关心“纯粹理性批判”和“历史辩证法”，但更加在乎的是如何展现自己喷薄欲出的文化品位与社会地位。
随着财富的增加，餐桌早已不只是用餐的地方，而是展示财富与品味的舞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式上菜的奢华仪式让大量菜肴同时上桌，侍从分批更换，香料与调味品琳琅满目，锡釉陶瓷和闪烁的银餐具排列整齐，仆役在旁忙碌。
餐具上的装饰画同样映射着品位与文化。里昂、内韦尔的工坊将意大利古典故事、奇异怪诞图案融入纹饰，青花、金边、繁复纹饰，从东方远道而来的瓷器或本地画师笔下的中国元素激起上流社会的热情。花纹越复杂越好，主题越遥远越好，想象力贫瘠也是特权的一种表现。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度并不真正关心，那是某种具有异国情调的、遥不可及的存在，象征着他们对新土地、新的商业机会和新资源的追求，对拯救野蛮灵魂的渴望，以及对科学的好奇心。
就连食物本身也充满隐喻，葡萄酒与面包象征圣餐，椒盐卷饼象征对邪恶的驱逐，生蚝则暗示奢欲。一切皆为象征，是身份与理想的符号。如果在这样的一场盛宴上，你无法读懂主人的言外之意，那说明你并非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不必费心使你明白。
我进入伯瑞的酒窖，石灰岩隧道宽敞，走廊两侧满布储藏室，每个隔间都由一座城市命名。他们充满雄心壮志，伯瑞的香槟要销往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创始人的妻子发明了干型香槟，也就是现在被普遍接受的香槟口味。
酒窖中除了橡木酒桶和上百万瓶香槟，还有许多现代艺术品。我实在无法从几何图形、线条中读出任何美感，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阴冷的地下摆上许多巨大的屏幕，反复播放蛇的视频。不过也可以理解，当一个家族有权定义香槟时，他们也可以界定什么是流行艺术和生活方式。
我们无法在凝视历史与文化的时候，避而不谈权力。权贵肖像中总能看到黑侍从的身影，他们不过是身份地位展示的装饰元素。“近东”“中东”“远东”，地理尺度由相对于欧洲的位置来决定。欧洲人为世界命名、分类、描绘地图，而被命名的地区和人群本身几乎没有话语权。
在南锡美术馆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展览。在博物馆中讨论“是否该烧掉卢浮宫”。
博物馆的诞生与暴力如影随形。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法国文物保护与现代公共博物馆模式的基础。革命者查封了宗教机构、王室、流亡者的财产。在破坏活动盛行、国有化财产被拍卖的背景下，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关注如何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他们在全欧洲范围内征用艺术品，将其运回“自由之国”，服务于公众教育。
有人认为“博物馆即墓地”，是文化的流放场所。博物馆将原本活着的艺术品从其原生环境中剥离，被迫离开原有环境，进入艺术的历史，失去了生命、灵魂与意义，“在精神和物质上皆已破败”，成为符号化的文化遗产。
1793年，以“百科全书式”和“普世性”为宗旨的卢浮宫向公众开放，同年南锡美术馆建成。我一直以为南锡之所以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珍品，是因为它是洛林公国的首都，现在才知道其最初的馆藏主要来自革命时期的征用财产。
“征用”这个词让我想到殖民掠夺，又想到二战时维希政府对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包括企业、不动产和银行存款等在内的所有财产，被低价转让给所谓的雅利安人。与此同时，纳粹对艺术品有着非凡的品位和痴迷。在贝桑松的博物馆中有一间展厅，专门展出曾经被纳粹抢走的文物，他们曾在欧洲各国大规模搜刮艺术品和书籍。可这愤世嫉俗的腔调，仿佛忘记了馆中其他文物的来源。
有人认为博物馆是权力与文化建构的产物。本雅明指出，“文明”和“进步”的概念具有潜在危险性，是胜利者叙事的霸权，往往延续统治阶级的支配逻辑。在他看来，古代的辉煌胜利不过是统治者永恒支配的寓言。文化作为战利品，在胜利者与征服者之间流转，文化的积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并在暴力体制中传承。文化与野蛮不过是一体两面。
狄德罗在《布干维尔航海补遗》中写道：“哭吧，可怜的塔希提人！哭吧！但愿你们的泪水是为了他们的到来，而不是他们的离去。”当文明和野蛮社会接触时，欧洲征服世界所依据的政治与道德模式是否比所谓“文明化”更为野蛮？
不仅如此，博物馆中还有许多对藏品“话语”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美的权威。在布里恩，拿破仑青年时期上军校的城市中，军校旧址改建成了拿破仑博物馆。馆中有许多不同时期的拿破仑肖像，不仅记录了他的生平，还展现了肖像的叙事功能。
解说中分析道，肖像通过对他战场功绩的反复描绘与传播，哪怕是微小的细节，也被塑造成铭刻于心的重大事件，从而不断加深人们对他的信赖，将他视作法国的救赎者。《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枫丹白露的告别》……宏伟的军事肖像画中加入了更多透视和简化的技巧，通过绘画的笔触投射力量与统治的形象，强调他的果敢与神圣使命。不在于记录真实，而在于制造“可被记忆、崇拜”的符号。
然而毫无争议的是，公共博物馆的诞生象征着知识的普及。巴黎郊区有一所兽医学院，18世纪的第一任院长弗拉戈纳尔是一个有名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的解剖学专家。校园里有一座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院长亲手解剖的标本和骨头，有人的也有动物的，有健康的也有病变的。再往里面走，有一间很暗的小屋，这才是弗拉戈纳尔真正的收藏。它们叫作被剥去皮的人。那是一种干制解剖品，大部分的成品只保留了骨头，通过灌蜡和羊油保留了血管和神经，剩下的肌肉、皮肤等都被剥离风干。解剖学是人类自我理解的方式，就像一只猩猩画下囚禁它的牢笼。
博物馆里收藏的只保留骨头的干制解剖品（作者供图）
但争议出现了，最有标志性的作品叫“天启骑士”，是骑着马的男人的解剖品。另一个叫“有下颌骨的人”，那是一个手中挥舞着驴的颚骨的男人，他的形象源自《圣经》。除此之外，还有胎儿和婴儿的标本，有个单脚站立的婴儿似乎在跳舞。相比起出现在医学讨论中，它们更经常出现在戏剧性的展览上，或是贵族的陈列柜中。院长的头衔不仅是解剖学家，也是备受贵族推崇的艺术家。在卸任兽医学院的院长之职后，他向贵族售卖了几百件这样的珍品。据他所说，所有的标本都是自愿被使用的。
当然了，当然了。
在博物馆中批判博物馆，在权威的作品面前停止感叹，对我而言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这也许就是进步本身。
光之屋
爬上朗格勒高原，到达朗格勒。这里曾是凯尔特林贡人的领地，后来成为高卢罗马时期的一座大都会，城市中四处都是古罗马人留下的铭文、浅浮雕、雕像、柱子碎片、拱门。塞纳河、马恩河、默兹河发源于此。
朗格勒的考古格外发达。城市之下还是城市，每一个土层都掩埋着不同的文明，从凯尔特文化到拉丁文化，他们都曾以为自己代表着永恒。
在高卢罗马时期，世俗这一概念几乎不存在，宗教无处不在，渗透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有的雕塑、建筑、空间，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与神相关。
古罗马时代石碑通常刻有铭文，以“致亡灵诸神”开头，随后是生平简介，这是死者带往天国的信。碑上刻着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细致地准备了一双尖头鞋和一双人字拖。死者既要去舞会又要穿双舒服的鞋呢，事死如事生，总想做好万全的准备。一个男孩的墓碑上，他牵着自己的狗。身体置于木棺中，用钉子固定，随葬餐具和食物。口中放入钱币，用于支付渡过冥河、进入来世的费用。亲属会在墓地举行丧葬餐，象征着与死者共餐，就好像他们仍在世间徘徊一样。很多圣徒去世后，他们的遗体骨骸会被移到教堂的祭坛下，人们进入圣徒墓穴，躺入石棺中，以祈求痊愈。
我反复见到奇怪的雕塑。一个或几个男人身体完整却没有头颅，头颅被他们用双手端在胸前或举过头顶，有的表情惊恐，有的十分平静。相传圣徒被罗马人斩首之后，他认为自己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捡起自己的头，接着向前走。奇怪的故事很多，还有人在大鱼腹中度过三日三夜后，成功逃脱，继续完成使命。
每天上午11点前，我就能到达目的地，而整座城市才刚刚苏醒。时间对我而言没有意义，我只在乎距离。一个小时代表着7公里，8点日落，我离夜晚还有60公里的距离。时间这么多，可惜天气太过炎热，全是不能使用的时间。我闲来无事，在城中到处晃荡，这才发现这座我从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城历史格外丰富。有一座博物馆叫作光之屋，我原以为是什么老套的展览。进去才知道，这是狄德罗的故居，人们将理性的启蒙称为光。
航海大发现以来，士兵、企业家、传教士和学者遍布全球。他们怀着转化灵魂的渴望，以及认识世界的好奇心，以奴隶制为代价，渴望更多的土地、商业机会和资源。他们重新认识天文、制图、地质、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观察。一道光驱散黑暗，人们开始轻蔑地谈论神圣奥秘。在这样的背景下，狄德罗认为需要“汇集地球上零散的知识，向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展示其总体体系，并将其传递给后世的人”。他想要改变人们曾经围绕宗教神学的思维方式，接纳新的思想，传播自由的气息。
《百科全书》诞生了，它又被称为《科学、艺术与手工业理性词典》。
这些学术精英最懂文字游戏，他们用看似无关的文章，留下草蛇灰线。书中的词条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序，在“印刷术”和“印刷者”条目之后，排列的是“非认同”“改良”。以此专门讨论沉默的反对。“一个因奉承而腐化的君主，会将一个正直之人的沉默视作秘密的反对，而这个人因缄默最终遭受不幸，就如同他说了话会遭受不幸一样。”在这里，百科全书派呈现出启蒙运动的另一面——对暴政的恐惧。
狄德罗相信所有其他用于传承思想的艺术，最终都会消亡。建筑物的寿命不如雕像长，而颜料的寿命又更短，一切都将化为尘土。然而可以无限复制的文字作品，随时可以更新副本，价值并不逊于原作。
可惜反对者也是这么想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统治者所凭借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愚昧乡村的武器。知识本身是危险的，那是少数人的特权。怎么能让那些在城墙之外，活在烂泥里的人懂得宇宙的奥秘？而且自文艺复兴以来，印刷业受王权保护，出版物需要王室的审查和批准。
如果印刷术与造纸术只为印刷《圣经》服务的话，文字本身并不代表文明的普及。这让我想到金文，它不是交流的媒介而是权威性的文字，为了记载祭祀、战争、册命。国博里有一对名为“错金青铜鄂君启节”的青铜竹节形通行证，是战国时期用作水陆交通通行的文牒。 相比于庞大的青铜大鼎，这两片薄薄文牒更具有佐证文明进展的价值。铭文记录了数据、路线、规定等制度性信息，证明古代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制度、法律和交通管理体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一群相隔千里，能识字并理解这些信息的人。相比之下，青铜鼎只是权贵阶层祭祀和象征权威的礼器，上面的金文也不在俗世中流通。
王室收回《百科全书》的印刷许可，教皇将其列入禁书目录，甚至威胁要将拥有《百科全书》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并命令由神父在公共场所焚烧这些书籍。《百科全书》作者成为标签，被贴在所有向国王显示为危险分子、被教士标示为敌人、被法官列为应焚烧之人、被国家指为不良公民的人身上。
狄德罗反对政治权威，认为君主应受法律约束，自由是上天的恩赐，没有任何人天生拥有指挥他人的权利，只要拥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他批判殖民主义，编写《两印度史》，质疑野蛮人、自然法、专制主义，又通过《论盲人》走上了无神论唯物主义道路。效果立竿见影，他在巴黎住所被逮捕，送往温森城堡监狱。在囚禁期间，一位日内瓦公民去探望了他，然后写下了闻名于世的论辩《论科学与艺术》，那位青年叫卢梭。
然而卢梭并不是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他总署名为“日内瓦公民”就是为了表现和法国知识圈的区隔，他是平民而不是法国沙龙里的哲人。即使百科全书派致力于普及知识，他们仍然属于城市精英，倾向于温和改革，强调理性批判与制度改良，相信通过知识传播和教育，人类可以逐渐走向文明。可卢梭不相信知识的传播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文明社会、科学与艺术的繁荣腐蚀人的真淳与德性，导致社会风气腐化。他想要根本的变革，要民主与平等，要人民主权和公意。
百科全书派和卢梭，同是启蒙运动的旗帜，又都在启蒙内部提出反启蒙的声音。在觉醒的同时自我反思，而正是这种内部差异避免启蒙成为单一线性的理性崇拜。
法语中有这样一句话：“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当变革的激情过于迫切，支持者也可能被自己的追求吞噬。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财产被没收，教堂被改作仓库、马厩、学校、兵营、监狱，或是被拆毁，石材用于建造碉楼。贝桑松碉堡中，有些石块上面还留有教堂的符号。或是被改造成理性殿堂，用理性取代上帝，崇拜人类的理性与科学，后来一些教堂又被改造为“至上存在的殿堂”。由于不符合革命提倡的平等理念，人们甚至尝试拆除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塔，最终他们决定给尖顶戴上一顶红色的锡制弗里吉亚帽，让革命精神照亮莱茵河的对岸。
回望时，只有一声意味难言的叹息。
博物馆里没有空调，温度太高，宣布闭馆。我被赶了出来，刺眼的阳光嘈杂，吵得我心烦意乱，不得不到僻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坐在教堂的阴影中，边吃牛角包，边悠闲地晃着双腿，看着狄德罗、卢梭、马拉在我面前大打出手，望着寻常人家的门框上古罗马时代留下的铭文。我将空袋子折好，油沁在牛皮纸上留下一块块污渍，在粗糙的大理石上蹭掉手指上的黄油。我真不该吃这么多黄油，把牛角包作为每天的餐后甜点，但是天地之间，这是再渺小不过的烦恼。
牛群在路边，像激情还未熄灭的恋人一样久久凝视着我。有些路看起来被栅栏隔断，但其实只是阻挡牛羊的进出，两端有能够容纳人侧身经过的小口。我从牛群中跑过，它们不懂礼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连咀嚼的动作都停止了。
此前我一直住在农村里，阁楼的窗户斜在屋顶，走在年久失修的木地板上时，总会传来空洞的吱呀声。主人甚至不关屋子的大门，因为他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到这里来的”。天花板上垂挂下许多粘满苍蝇的贴纸。夜晚，硬壳虫子闷头撞上窗玻璃，发出叮咚的响声。每天早上的果酱和浆果甜点都来自花园，主人的宠物驴每天早晨引吭高歌。
在贝桑松堡垒俯瞰城市，二战中德军曾占领此处（作者供图）
终于到了贝桑松，城里的麦当劳是我心中文明的象征，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在薯条和汉堡的面前举手投降。当看见门口的流浪汉的时候，我就知道，终于回到大城市了。
贝桑松建于杜布河环绕形成的半岛上，土地平坦肥沃，河流绕城一周，城郊的山上修建城垒，地势险要，被群山包围，从古罗马帝国始就是军事要塞。雨果在这里出生，工匠们在这里制造时间，生产手表。
我对城市本身并不热心，到处都是面目相似的教堂、钟楼，木制房屋外盛放的鲜花看多了也不过如此。一杯鸡尾酒要9欧元，而两家博物馆的联票只要7欧元，还有豪华的坐厕和免费供水的龙头水。
贝桑松是18世纪欧洲制表中心。时间博物馆里有一枚怀表叫作勒瓦 01号，1904年问世，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怀表。它拥有将近三十种复杂功能，包括月相显示和月龄指示、平均时与太阳时差、北半球星图、全球 125 个城市的当地时间、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计、高度计、十二星座显示。
它的收藏者是一名葡萄牙收藏家，他的名字由五个单词组成，还有博士的头衔，他要求极高，提交了一长串要求，并总结道：“请将当下科学与机械能够实现的一切功能汇聚于一枚怀表之中。”
不远处圣约翰大教堂中的天文钟也不相上下。可以显示太阳位置和月相变化、每周对应行星、17个世界城市的当地时间、法国8个港口潮汐时间和潮高、万年历。总共有70个表盘，还有 21个可活动人偶。
一个人怎么需要这么繁复的信息呢，这简直是暴发户的要求。
然而这对于技术复杂性的追求，展示着眺望的姿势。很庸俗，几乎要招来嘲笑，但象征着敢于梦想一切的可能性，他不仅要让机械装置构建人工时间，通过规律的时间间隔具象化时间的流逝，还要将整个世界的全部创作汇聚在他的掌心。多么美好的、充满雄心壮志的时代，空想不被一笑了之的时代。
可惜葡萄牙人拥有太多殖民地，太多几乎免费的劳动力，殖民得来的财富似乎永无止境，既然如此何必费心在本国建立工厂呢？于是像潮水一样涌入的黄金，又像退潮一样散去。
往城外的高地走，那里有一座城垒。城墙高耸，城外的壕沟是城堡石料的来源，能看到采石的痕迹。这是天然的囚笼，从建成之始就被当作动物园使用，狒狒和羚羊在里面懒懒地走动。
17世纪始，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一座城中之城，防御瑞士和神圣罗马帝国，上千人驻扎于此，有粮仓、磨坊、面包房、乳品加工厂，自给自足，能独立维持数月之久。后来随着火炮技术革新，高地要塞失去军事意义，这里逐渐变成了军营和监狱，二战时被德军占领。
城垒里有三座博物馆，最吸引我的叫作驱逐博物馆。“驱逐”指的是二战中法国政府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还将一些人有组织地送进死亡之地。其实在法国历史上，流放反复发生。1182年，法国王国第一次大规模驱逐犹太人，他们有时可以通过支付赎金返回，但最终在1394年，查理六世颁布法令，将犹太人永久驱逐出法国。他们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得以重返国内，获得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生活仍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某些行业，住在特定区域，遭受行政限制。1791年，法国才正式通过了解放犹太人的法令。
博物馆中有两个展览，都十分不可思议。一个叫作“驱逐与艺术”，是集中营里创作的画作。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似乎难以理解。他们怎么能够克服寻找材料与时间的困难进行绘画，又为什么超越了生存意志本身，非画不可？
参与抵抗运动而被驱逐的玛格丽特，编号是27546，她在衣服里侧缝了一个小小塑料心形，她用微小的痕迹许愿，以抵御自我的消逝。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并非艺术或科技的辉煌，而是能够认清自身的疯狂。
另一个展览叫作“行李箱”。打包行李既可以意味着南法湿热海滩上的阳光，也可以是强迫迁徙、驱逐和流亡。西班牙共和派的流亡、1940年的大迁徙、日常生活中的占领、抵抗运动的斗争、不受欢迎者的被驱逐，以及战胜后的遣返。现实充满不确定，未来一片黯淡时，人们打包行李带走生活中的一点自己，相册、日记、小提琴。他们还尝试在不可预测、归期未卜的混乱中用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把行李箱变成小礼拜堂或者婴儿摇篮。抵抗组织在行李箱中藏匿电台、假账、公章、情报。有的幸存者从集中营里带回行李箱，箱子上写着他的编号，以及他待过的每一个营地，但他此后将重新用名字生活。
这些行李箱只与个人生活相关，但有时个人比时代更加重要。他们收拾行李所走上的那一条道路，是为所有人而走，尽管你对他们可能一无所知。
法国人很热衷于记录鸡毛蒜皮的小事。杰桑教堂门前的石碑上记录了纪念阵亡者碑的揭幕仪式，上面絮絮叨叨地记录了大理石工匠莫希奈尔构思并制作了纪念碑，佩莱小姐编织紫藤花环，电工鲁塞特先生安装电灯，教师拉利亚朗诵《阵亡者圣歌》。笔触之细腻，宛如这是记录拿破仑远征的场景。
多么有趣的叙事角度，不谈论重要战役、伤亡人数、爱国主义，而是关注在溃烂之中的人还在爱什么，相信打开二战中的行李箱，能够窥见行李箱中的二战。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闹钟。闹钟的正面是明信片般的场景，希特勒身着冲锋队制服，初升的太阳位于画面中央，太阳周围的万字符号分秒闪烁。一旁还有一条宣言：“德国，醒来吧。”关于战争的宣传无孔不入，语言像微量的砒霜，甚至渗透到最私密的家庭空间，毒性终会显现。
希特勒画像闹钟与万字符（作者供图）
1940年法国沦陷，签署停战协议，北部与大西洋沿岸被德军直接占领，南部成立傀儡政权。占领当局与维希政权的双重迫害开始了。有人在日记中写道：“就这样，结束了。看到年轻人们被迫上战场是多么残酷啊，但让他们在一个被羞辱的国家中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我永远不相信人类天生适合战争，但我也知道，他们同样不适合奴役。”整个法国都在强调战败者的勇气，试图向国民们证明输了一次战役不意味着输掉一场战争。
同盟军继续战斗，然而他们在同一件事上也达成了一致，保持集体沉默。
从20世纪30年代起，许多国家大幅限制合法移民，关闭边境。连法国的抵抗运动，对于“与国家存亡无关”的小问题也显得无动于衷，毕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解放法国。1940年起，法国的犹太人被拘禁、驱逐，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社会的排斥，这个犹太人曾相信会保护和接纳自己的社会，未能伸出援手。1942年，第一列遣送列车从法国出发。中立国、教会、红十字会普遍保持集体沉默。战后，约20万人滞留在难民营，因为没有国家接收他们。
在巴黎的纪念馆里，有两道高墙，墙上写满名字，游人要从高墙的阴影之中走过。人在暗处，阳光格外耀眼，然而人性是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存在。
从阴影的另一头走出来，他们的记忆变成你我的记忆。以此记忆为基础去建构未来，尽管历史充满罪行，迟来的告解依旧是告解，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作者简介
时潇含，青年作家，现居广东深圳。主要著作有《无尽的远方》《山那边是海》等。
书香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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