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前，江西泰和农民肖成佳抱着行李，突然张开双臂拦住一辆军车。司机猛踩刹车，警卫和院内人员迅速围了上来。这个63岁的老人不是来告状，也不是来求职，他只想见一个人——黄火青。
肖成佳身上没带介绍信，口袋里只有从江西带来的几十元钱。进京之前，家里人一再劝他：“北京那么大，你上哪儿找人？”他没有争辩，只说自己必须见到那位老首长。
事情的起因，要从1978年说起。当年，人民检察院恢复工作，黄火青被任命为恢复后的首任检察长。报纸刊登消息时，许多百姓只是扫了一眼，可肖成佳看到这个名字后，却放下锄头愣了很久。
这个名字，他等了几十年。
到了北京，他先在街头打听，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检察院。门岗按规定不准陌生人进入，老人解释自己是黄火青的老部下，警卫却无法仅凭几句话放行。肖成佳只好坐在路边，等着机会。
后来，他借口进院上厕所，获准短暂进入。可院子里房屋众多，办公室又不好找，老人转了几圈仍没有结果。偏偏这时，一辆军车缓缓驶来。他认定车里的人或许能带自己找到黄火青，便冲到车前拦车。
“我不是来闹事的，我要找黄首长。”
事情传到有关人员耳中后，肖成佳被带去询问。说起自己的来意，他从包里取出旧物，讲起自己早年的经历：12岁那年参加革命，因识字，被安排到部队政治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后来随部队参加反“围剿”，又踏上长征道路。
在红军队伍里，年龄小并不等于只能做杂事。肖成佳能写会说，还敢冲在前面，逐渐成了部队里的“红小鬼”。1931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部分官兵起义后，红军抽调文化骨干开展宣传工作，肖成佳也曾参与其中。
长征开始后，他所在部队承担过掩护和断后任务。1935年，肖成佳调到红九军团，黄火青正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一次战斗前，部队需要派兵占据一条山路，迟滞敌军援兵。基层干部大多已被派往前线，任务落到了这个年轻战士身上。
黄火青问他：“小鬼，带一个加强排去阻击，有没有把握？”
肖成佳回答：“有，保证完成任务。”
那是他第一次独立带兵。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后，利用山势隐蔽，等敌军进入射程才突然开火。对方仓促应战，很快后撤。战斗结束后，身边战士才发现肖成佳右手受了伤，鲜血已经染红了衣袖。
“排长，你负伤了！”
他低头一看，像是刚刚才知道。此前精神高度紧张，竟把疼痛压了下去。对一个十几岁的战士来说，这场战斗留下的，不只是伤口，还有黄火青对他的印象。
然而，命运很快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1936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苦战，肖成佳负伤后与部队失散。他和一些伤员辗转寻找大部队，饥寒交迫，最后被地方武装俘获，关押了一段时间。
获释回乡后，母亲担心他再惹麻烦，便让他把参军经历藏起来。肖成佳没有回到原部队，也没有留下能够相互证明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向当地部门说明情况，希望恢复红军身份，却因缺少档案和证明人，事情一直搁置。
这份搁置，一放就是几十年。
因此，报纸上的任命消息对他而言并非普通新闻。黄火青是当年见过他的老首长，或许也是唯一能证明那段经历的人。肖成佳赶到北京，求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一封能够说明情况的证明信。
秘书把他带进办公室时，黄火青已经年过七旬。眼前的农家老人满头白发，身形也早已改变，黄火青一时没有认出他。肖成佳握住老首长的手，报出了一个只有旧部才知道的称呼：
“首长，我是三号花机关。”
黄火青先是一怔，随后抬起头：“原来是你这个小鬼！”
“三号花机关”并非暗号，而是当年部队文艺宣传活动中的角色称呼。那时肖成佳参加过相关演出，黄火青对这个人物印象很深。一个称呼，把相隔数十年的记忆重新接上了。
两位老人又谈起长征路上的事情。黄火青还问他：“当年教你的歌，还记得吗？”
肖成佳答道：“记得。”
办公室里没有铺陈过多的仪式，只有老人低声唱起旧日歌曲，黄火青在一旁跟着哼唱。随后，黄火青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为肖成佳出具证明。
回到泰和后，肖成佳带着证明材料再次申请核实。经过有关部门审查，他的革命经历和红军身份得到确认，党籍及相关待遇也陆续恢复。多年没有落定的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结果。
2006年，记者到肖成佳家中采访。老人已经九十岁上下，仍然身体硬朗。家人说，若不是提前通知，他很可能还在村里和老朋友打麻将。这个细节被记者记录下来，成为这位老红军晚年生活中颇为朴素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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